胆怯的法庭，以及宗教自由不确定的未来（第一部分）

华盛顿州的巴罗内尔·斯图兹曼(Barronnelle Stutzman)是一位曾祖母，也是阿雷恩鲜花店(Arlene's Flowers)的东家，她所输掉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应该引起虔诚的基督徒的警惕和决心。2014年，她拒绝为一位长期朋友和顾客的同性婚礼提供鲜花。

在没有原告初诉的情况下，华盛顿州总检察长和后来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既起诉了她的企业，也以个人身份起诉了斯图兹曼。尽管两次向最高法院上诉，但每次都是在华盛顿州最高法院失利后，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在7月2日拒绝受理她的案件。这使她不得不支付对方的律师费，而对方可能会关闭她的企业并拿走她的个人资产。

涉及宗教自由和性革命冲突的案件中，基督徒被要求为罪恶的行为提供便利或表达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想法，这些案件从本世纪初首次出现时的一致失利，到2010年代末则胜负均势。本文将对重要的案例和决定进行快速回顾，并在下一篇文章中评估对当前形势的恰当反应。

新墨西哥州摄影师艾蕾娜·于根南(Elaine Huguenin)的案件，她礼貌地表示她不会为同性婚礼提供摄影服务，这是第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案件，使宗教良知问题受到全国关注。这个案子败诉了，因为新墨西哥州最高法院拒绝区分顾客和要求的服务，也拒绝将新墨西哥州的《宗教自由恢复法》适用于私人诉讼。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颁布卫生和福利部(HHS)的避孕/堕胎授权，要求私人宗教组织的健康计划为他们认为是有罪的活动提供保险。随后，2015年新颁布的印第安纳州《宗教自由恢复法》(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缩写RFRA)被砍掉，目的是为了回应新墨西哥州最高法院的推理，该法院用这种推理拒绝了于根南获得新墨西哥州RFRA的保护。在企业的压力下，新的印第安纳州《权利法案》被修正，以排除对同性恋的良心反对，正如2014年亚利桑那州《权利法案》被否决一样（同样是在企业的压力下）。

随后，有一段时间的结果有所改善。2018年初，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的一名法官正确区分了身份和行为，他为一名基督教面包师凯西·米勒(Cathy Miller)找到了理由，她被要求为一场女同性恋婚礼制作蛋糕。这涉及到利用她自己的才能来制作蛋糕，她获得了有利的判决。同年晚些时候，虽然不是在美国的司法管辖区，但在英国赢得了另一个与性有关的重要的良心自由案，英国最高法院一致推翻了对北爱尔兰阿什尔面包店老板的定罪，他们被要求烤出一个带有“支持同性恋婚姻”字样的蛋糕。这一案件是以言论自由为由获胜的。 而在同一年(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以自由行使的理由为杰作蛋糕店(Masterpiece Cakeshop)的杰克·菲利普斯(Jack Phillips)做出了裁决，他被要求为一个同性仪式烤制蛋糕。这一裁决不是对同性恋行为共谋的一般性保护，而是发现他的宗教信仰成为了目标，原因是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对宗教自由发表了极为敌视的声明，而且同一委员会还裁定支持一名LGBT面包师，其拒绝制作带有表示反对同性婚姻的圣经文字的蛋糕。

另一个备受瞩目的案件涉及俄勒冈州梅丽莎蛋糕的亚伦和梅丽莎(Aaron `Melissa Klein)，考虑到杰作烘焙店一案的裁决，该案仍在进行中，但美国最高法院撤销了对他们13.5万美元的最初裁决。最后，费城天主教社会服务处(Catholic Social Services of Philadelphia)在最高法院得到了平反，由于费城市政府没有利用其选择权对该市的少数性取向和性别认同(SOGI)要求给予豁免，该处只将儿童安置在已婚异性夫妇或单身人士的政策。

最高法院对斯图兹曼案的不作为是斯图兹曼经历了七年斗争后的最后一次毁灭性的失利。如果“阿雷恩鲜花”继续营业，尽管斯图兹曼不再为婚礼制作鲜花，但她很可能在未来受到试图让她违背良心的诉讼(正如杰克·菲利普斯那样)。在华盛顿州最高法院为斯图兹曼的案件辩护的克里斯汀·瓦格纳(Kristen Waggoner，也曾在美国最高法院为杰作蛋糕店案件辩护)说，法院拒绝审理此案并不改变宗教自由和性革命之间冲突的现行法律状况。其他涉及利用SOGI法律来要求商家不同意的艺术表达的此类案件已经胜诉，而败诉的案件仍有可能进入美国最高法院。

瓦格纳还说，这些案件中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强迫性言论问题，要求人们表达他们不相信的关于性和婚姻的事情。她说，美国最高法院根本没有处理这个问题，尽管它是“杰作蛋糕店”案的核心。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现在由于被要求使用首选代名词的威胁迫在眉睫，在全国范围内变得更加严重。瓦格纳说，尽管斯图兹曼案失利，捍卫自由联盟（当然还有其他支持宗教自由的法律服务组织）将“继续推进，确保第一修正案的权利适用于那些对人类性行为有正统信仰的人”。

在接受家庭研究委员会的托尼·帕金斯(Tony Perkins)的单独采访时，瓦格纳说，在2010年代初，有一些商人成为目标，利用SOGI法律胁迫他们违背自己的良心。斯图兹曼和杰克·菲利普斯就是其中的两个。她说：“我们知道的是，这里涉及的原则是保护所有美国人......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能够表达自己的权利，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能够与我们的信念保持一致的权利是所有人类都应该享有的。而且这不是政府给我们的权利。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东西，它受到宪法的保障。”

瓦格纳指出：“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的裁决与华盛顿州最高法院的做法相反，他们保护了自由。第八巡回上诉法院保护了自由，我们预计科罗拉多州第十巡回法院不久将就类似问题做出裁决。因此，将出现巡回法院的分歧，[美国最高法院]将需要解决这一分歧，因为我们看到更多的左派州基本上使司法系统成为取消文化的一个部门。”

人们不禁要问，如果选举结果不同，斯图兹曼案的结果会是怎样的？人们普遍注意到，关键的富尔顿诉费城一案，被安排在选举后的第二天进行审理。它并没有导致推翻就业处对史密斯的裁决，而且是在狭隘的基础上做出的裁决，尽管裁决是一致的。它确实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即确认如果可以对普遍适用的法律给予世俗豁免，那么就必须给予宗教豁免。这是涉及HHS授权的案件中的一个问题。世俗组织获得了非常大的豁免，而宗教豁免的标准却非常狭隘，排除了大多数宗教学校和慈善机构。受影响的宗教组织没有得到任何豁免，奥巴马政府将针对好必来 (Hobby Lobby)的案件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

可能法院担心的是，如果在性问题上作出有利于宗教自由的强有力的决定，法院会被重组(court packing，也译为“填塞法院”，即扩大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位人数以改变其政治构成)，同时也担心在可以看到未来民主党政府的可能性，这也是不无道理的。人们注意到，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和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不愿意推翻史密斯案的裁决（尽管他们似乎对这样做持开放态度），并投票反对审理斯图兹曼案（如果这两人都这样做了，该案就会被提出来）。

基督徒和其他关心宗教自由的人需要记住，最高法院必须与它以前的决定、它们所形成的复杂的法律网络以及改变或推翻它们的影响作斗争，（正如巴雷特法官在她对富尔顿判决的同意意见中所强调的那样）。但最高法院也必须生活在左派学术法律文化和主流媒体的世界中。即使是温和到保守的大法官也愿意签署激进的决定（最近一次是戈尔苏克在博斯托克的决定中）。但他们似乎对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很胆怯。许多决定被认为是 “保守的”，而这些决定只不过是维持现状，反对激进的要求而已。

法院两位最保守的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和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是如此无可救药地反动（从左派的角度来看），以至于他们对批评无动于衷，尽管他们都是令人担心的，因为未来的决定可能确实危及或撤销法院的激进法令。但特朗普任命的戈尔苏奇、卡瓦诺和巴雷特，以及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似乎都对过于严重地冒犯左派很敏感。对良心自由和SOGI要求，或生命权作出决定性的裁决当然会这样做。

随后的文章将尝试探讨主张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的人在未来可以最合理、最公正地提出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