膽怯的法庭，以及宗教自由不確定的未來（第一部分）

華盛頓州的巴羅內爾·斯圖茲曼(Barronnelle Stutzman)是一位曾祖母，也是阿雷恩鮮花店(Arlene's Flowers)的東家，她所輸掉這場曠日持久的官司應該引起虔誠的基督徒的警惕和決心。2014年，她拒絕為一位長期朋友和顧客的同性婚禮提供鮮花。

在沒有原告初訴的情況下，華盛頓州總檢察長和後來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既起訴了她的企業，也以個人身份起訴了斯圖茲曼。儘管兩次向最高法院上訴，但每次都是在華盛頓州最高法院失利後，美國最高法院最終在7月2日拒絕受理她的案件。這使她不得不支付對方的律師費，而對方可能會關閉她的企業並拿走她的個人資產。

涉及宗教自由和性革命衝突的案件中，基督徒被要求為罪惡的行為提供便利或表達他們認為是錯誤的想法，這些案件從本世紀初首次出現時的一致失利，到2010年代末則勝負均勢。本文將對重要的案例和決定進行快速回顧，並在下一篇文章中評估對當前形勢的恰當反應。

新墨西哥州攝影師艾蕾娜·於根南(Elaine Huguenin)的案件，她禮貌地表示她不會為同性婚禮提供攝影服務，這是第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案件，使宗教良知問題受到全國關注。這個案子敗訴了，因為新墨西哥州最高法院拒絕區分顧客和要求的服務，也拒絕將新墨西哥州的《宗教自由恢復法》適用於私人訴訟。與此同時，奧巴馬政府頒布衛生和福利部(HHS)的避孕/墮胎授權，要求私人宗教組織的健康計劃為他們認為是有罪的活動提供保險。隨後，2015年新頒布的印第安納州《宗教自由恢復法》(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縮寫RFRA)被砍掉，目的是為了回應新墨西哥州最高法院的推理，該法院用這種推理拒絕了於根南獲得新墨西哥州RFRA的保護。在企業的壓力下，新的印第安納州《權利法案》被修正，以排除對同性戀的良心反對，正如2014年亞利桑那州《權利法案》被否決一樣（同樣是在企業的壓力下）。

隨後，有一段時間的結果有所改善。2018年初，加利福尼亞州貝克斯菲爾德的一名法官正確區分了身份和行為，他為一名基督教麵包師凱西·米勒(Cathy Miller)找到了理由，她被要求為一場女同性戀婚禮製作蛋糕。這涉及到利用她自己的才能來製作蛋糕，她獲得了有利的判決。同年晚些時候，雖然不是在美國的司法管轄區，但在英國贏得了另一個與性有關的重要的良心自由案，英國最高法院一致推翻了對北愛爾蘭阿什爾麵包店老闆的定罪，他們被要求烤出一個帶有「支持同性戀婚姻」字樣的蛋糕。這一案件是以言論自由為由獲勝的。 而在同一年(2018年)，美國最高法院以自由行使的理由為傑作蛋糕店(Masterpiece Cakeshop)的傑克·菲利普斯(Jack Phillips)做出了裁決，他被要求為一個同性儀式烤制蛋糕。這一裁決不是對同性戀行為共謀的一般性保護，而是發現他的宗教信仰成為了目標，原因是科羅拉多州民權委員會對宗教自由發表了極為敵視的聲明，而且同一委員會還裁定支持一名LGBT麵包師，其拒絕製作帶有表示反對同性婚姻的聖經文字的蛋糕。

另一個備受矚目的案件涉及俄勒岡州梅麗莎蛋糕的亞倫和梅麗莎(Aaron `Melissa Klein)，考慮到傑作烘焙店一案的裁決，該案仍在進行中，但美國最高法院撤銷了對他們13.5萬美元的最初裁決。最後，費城天主教社會服務處(Catholic Social Services of Philadelphia)在最高法院得到了平反，由於費城市政府沒有利用其選擇權對該市的少數性取向和性別認同(SOGI)要求給予豁免，該處只將兒童安置在已婚異性夫婦或單身人士的政策。

最高法院對斯圖茲曼案的不作為是斯圖茲曼經歷了七年鬥爭後的最後一次毀滅性的失利。如果「阿雷恩鮮花」繼續營業，儘管斯圖茲曼不再為婚禮製作鮮花，但她很可能在未來受到試圖讓她違背良心的訴訟(正如傑克·菲利普斯那樣)。在華盛頓州最高法院為斯圖茲曼的案件辯護的克里斯汀·瓦格納(Kristen Waggoner，也曾在美國最高法院為傑作蛋糕店案件辯護)說，法院拒絕審理此案並不改變宗教自由和性革命之間衝突的現行法律狀況。其他涉及利用SOGI法律來要求商家不同意的藝術表達的此類案件已經勝訴，而敗訴的案件仍有可能進入美國最高法院。

瓦格納還說，這些案件中涉及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強迫性言論問題，要求人們表達他們不相信的關於性和婚姻的事情。她說，美國最高法院根本沒有處理這個問題，儘管它是「傑作蛋糕店」案的核心。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現在由於被要求使用首選代名詞的威脅迫在眉睫，在全國範圍內變得更加嚴重。瓦格納說，儘管斯圖茲曼案失利，捍衛自由聯盟（當然還有其他支持宗教自由的法律服務組織）將「繼續推進，確保第一修正案的權利適用於那些對人類性行為有正統信仰的人」。

在接受家庭研究委員會的托尼·帕金斯(Tony Perkins)的單獨採訪時，瓦格納說，在2010年代初，有一些商人成為目標，利用SOGI法律脅迫他們違背自己的良心。斯圖茲曼和傑克·菲利普斯就是其中的兩個。她說：「我們知道的是，這裡涉及的原則是保護所有美國人......不管你是左派還是右派，民主黨還是共和黨，能夠表達自己的權利，擁有言論自由的權利，能夠與我們的信念保持一致的權利是所有人類都應該享有的。而且這不是政府給我們的權利。這是上帝賜予我們的東西，它受到憲法的保障。」

瓦格納指出：「亞利桑那州最高法院的裁決與華盛頓州最高法院的做法相反，他們保護了自由。第八巡迴上訴法院保護了自由，我們預計科羅拉多州第十巡迴法院不久將就類似問題做出裁決。因此，將出現巡迴法院的分歧，[美國最高法院]將需要解決這一分歧，因為我們看到更多的左派州基本上使司法系統成為取消文化的一個部門。」

人們不禁要問，如果選舉結果不同，斯圖茲曼案的結果會是怎樣的？人們普遍注意到，關鍵的富爾頓訴費城一案，被安排在選舉後的第二天進行審理。它並沒有導致推翻就業處對史密斯的裁決，而且是在狹隘的基礎上做出的裁決，儘管裁決是一致的。它確實有一個重要的結果，即確認如果可以對普遍適用的法律給予世俗豁免，那麼就必須給予宗教豁免。這是涉及HHS授權的案件中的一個問題。世俗組織獲得了非常大的豁免，而宗教豁免的標準卻非常狹隘，排除了大多數宗教學校和慈善機構。受影響的宗教組織沒有得到任何豁免，奧巴馬政府將針對好必來 (Hobby Lobby)的案件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

可能法院擔心的是，如果在性問題上作出有利於宗教自由的強有力的決定，法院會被重組(court packing，也譯為「填塞法院」，即擴大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職位人數以改變其政治構成)，同時也擔心在可以看到未來民主黨政府的可能性，這也是不無道理的。人們注意到，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和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不願意推翻史密斯案的裁決（儘管他們似乎對這樣做持開放態度），並投票反對審理斯圖茲曼案（如果這兩人都這樣做了，該案就會被提出來）。

基督徒和其他關心宗教自由的人需要記住，最高法院必須與它以前的決定、它們所形成的複雜的法律網絡以及改變或推翻它們的影響作鬥爭，（正如巴雷特法官在她對富爾頓判決的同意意見中所強調的那樣）。但最高法院也必須生活在左派學術法律文化和主流媒體的世界中。即使是溫和到保守的大法官也願意簽署激進的決定（最近一次是戈爾蘇克在博斯托克的決定中）。但他們似乎對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很膽怯。許多決定被認為是 「保守的」，而這些決定只不過是維持現狀，反對激進的要求而已。

法院兩位最保守的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和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是如此無可救藥地反動（從左派的角度來看），以至於他們對批評無動於衷，儘管他們都是令人擔心的，因為未來的決定可能確實危及或撤銷法院的激進法令。但特朗普任命的戈爾蘇奇、卡瓦諾和巴雷特，以及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似乎都對過於嚴重地冒犯左派很敏感。對良心自由和SOGI要求，或生命權作出決定性的裁決當然會這樣做。

隨後的文章將嘗試探討主張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的人在未來可以最合理、最公正地提出的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