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COVID-19 大流行期间全球宗教自由状况恶化

一项即将发布的调查将揭示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一些国家对某些宗教团体的不利对待如何明显恶化。

这项调查由宗教自由研究所(Religious Freedom Institute)进行，调查结果的详细报告将在近期发布。

周三，在宗教自由研究所的小组讨论中，Archbridge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宗教与经济赋权项目(REEP)的主要调查员丽贝卡·沙阿(Rebecca Shah)阐述了这项调查的结果。

她说：“救济和过渡标准化监测评估方法(SMART)代表着简单、有参考价值、可获得、相关和及时。虽然该调查最初获得资助，通过当地专家了解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伊拉克的宗教自由状况，但后来调查范围扩大到其他国家，约10个国家，包括印度、埃及、墨西哥、土耳其和希腊。”

据沙阿说，在SMART调查之前就有“很多关于宗教自由限制的报告”，但沙阿强调需要“来自当地专家在本国的实地信息，而不是在华盛顿特区或日内瓦的某人的办公桌上”。

她说参与调查的这些不同国家的当地专家“被要求从少数宗教团体或多数宗教团体的角度来填写调查报告，依据的是专业知识或某一宗教的成员”。

“我们在大流行之前就开始了调查，但大流行一来，我们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很大程度上重新调整问卷，并重新向专家提交问题，要求他们填写与COVID有关的问题。因此，我们得到的很多数据是在COVID-19期间......在Delta变体和其他变体的高峰期，我们能够研究和探讨在大流行病持续的情况下，限制对宗教团体的影响，”沙阿说。

沙阿报告说，调查发现“对礼拜场所......以及全球各地的宗教和慈善及其他宗教机构的蓄意和直接攻击有所增加”。具体而言，“在尼日利亚......85.7%的受访者在写到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基督教少数群体时说，他们知道他们国家的礼拜场所受到了直接攻击。”

“在伊拉克，30%报道少数民族社区（包括雅兹迪人和基督徒）的受访者说，他们知道他们国家的礼拜场所受到了攻击。”

“同样，当被问及在他们看来谁是这些攻击的肇事者时，我们的数据显示，政治行为者，可能包括地方政府官员，对60%的高度或非常高度限制宗教机构负有责任，其中包括礼拜堂......宗教和慈善机构，”她补充说。

调查还询问受访者是否知道“当前COVID-19大流行病可能引发的针对个人或社区的宗教或信仰的任何歧视行为”。结果显示，“印度每三个受访者中就有一个说他们知道在COVID期间有这类出于宗教动机的歧视行为”。

此外，“印度尼西亚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说过同样的话，10%的尼日利亚受访者也说他们知道这种类型的......歧视。”

沙阿讨论了“对印度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机构的重大限制”，强调“这些限制的影响在这次COVID-19大流行期间凸显出来”。 她解释说，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国家批准的对印度教机构的限制‘严重’限制了它们为其信徒提供实际服务的方式”。

“目前的大流行使许多政府能够通过严格的法规，严重限制他们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个人和机构的自由，”沙阿感叹道。“在我们的调查中，每10个受访者中就有4个以上说，他们知道有和平的良心犯因为COVID-19方面的担忧而被关押。”

沙阿分享了印度尼西亚对政治犯的待遇，她说报告发现：“印度尼西亚70%以上的受访者在COVID-19期间对他们国家的政治犯的福祉感到担忧。” 受访者还报告说，“对过度批评政府及其对COVID-19的处理方式的人的迫害程度越来越大”。

“目前的COVID-19大流行导致仇恨言论的污名和歧视空前增加，”沙阿断言。“埃及99%的受访者、巴基斯坦78%的受访者和印度尼西亚70%的受访者、尼泊尔64%的受访者说，有关于亵渎和叛教的法律是可以被滥用的。”

歧视在印度也很猖獗，该国68%的受访者称，“由于非国家行为者、国家行为者或各级政府未能解决宗教迫害或歧视行为，因此宗教团体遭受痛苦。在以色列，东正教的犹太人因为反对冠状病毒疫苗而面临‘严重的歧视’”。

沙阿在结束关于SMART调查的讨论时指出，尼日利亚、埃及、印度尼西亚和伊拉克频繁出现基于宗教或信仰社区的殴打和私刑现象。同时，印度、尼日利亚、埃及和斯里兰卡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出现的团体驱逐事件也在增多。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和埃及报告了非常高程度的社区杀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