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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之信,法國之失

法國之信,法國之失

(圖片:Getty Images/Veronique de Viguerie)
(圖片:Getty Images/Veronique de Viguerie)

巴黎聖母院被火焰吞沒的形象將永留記憶。當一個學生衝進我辦公室,吼着告訴我這宏偉教堂着火的消息時我就想到這點了。當時我正要去講歐洲主要政府(Major European Governments)的課程,在課上我們會讀喬治·魏格爾(George Weigel)的頗有先見之明的大作:The Cube and the Cathedral(暫譯為 「新凱旋門與大教堂」)。書中所說的大教堂,就是巴黎聖母院。

時間一分鐘一分鐘過去,火焰越燒越旺,在尖頂崩塌時仿佛天塌地陷一般。這讓我回到了911襲擊世貿大廈垮塌那一刻,當然那時情況更加糟糕,因為你知道自己不僅僅見證建築倒塌,更是眼巴巴看着大量人員喪生。

在巴黎聖母院而言,我們知道幾乎沒人困在裡面。火焰蔓延並不快,讓人們有足夠時間撤離——事實上,速度何等緩慢,我確信無數在電腦、電視機、手機前觀看這火的人都會發出疑問:法國當局在幹嘛呢?他們阻止不了嗎?與此同時,火焰漸漸蠶食着這古蹟、陳設、窗戶、繪畫,所有這無可取代的一切——吞噬着被視作基督的荊棘冠冕。這可還是在聖周呢。

無助感油然而生。從這個意義上說,這與我們中許多人長期以來對法國當局的挫折感相似,他們迫不及待地擁抱世俗主義,拒絕由巴黎聖母院所象徵的那基督教傳統。熊熊燃燒的教堂,似乎無力阻止火焰的國家,仿佛是法國正在湮沒中宗教傳承的殘酷象徵。

安吉拉·默克爾,同樣無懼傳統的歐洲領袖之一,她注意到巴黎聖母院是「法國和我們歐洲文化的符號。」當然如此。其被建造時如此,其在風雨中屹立數百年時如此,其燃燒時也如此。

西萊爾·貝洛克(Hilaire Belloc)曾說過:「信仰就是歐洲,歐洲就是信仰。」好吧,自巴黎聖母院850多年前奠基以來,現在基督教信仰在歐洲身處最慘窘境。在許多領域中,法國是野心勃勃的世俗化運動領導者。巴黎有許多輝煌的教堂現在只作為旅遊景點存在。

又回憶起這新世紀之初的決定性時刻。在2000年代早期,歐盟內部爆發了一次激烈的爭論,主題是要不要在歐盟憲法中提到上帝。在以往,這是自然而然的致敬,是對歐洲人的一個重要提醒,告訴他們自己的權利來自何處。

反對神的人,就是意料之中那些歐洲進步派們:布魯塞爾的左派歐盟官僚,英國的工黨無神論者,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北歐,當然還有法國的領導層。支持神的一方則包括新加入歐盟的成員國,那些剛剛逃離無神論共產主義的國家——其中波蘭站在了第一線,還有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還有一位歐洲大陸上傑出的宗教人物:教宗約翰·保羅二世。

教宗當時已經身患帕金森病,但依然精力充沛地投入戰鬥。在2003年夏天,他發布了一系列的主日祈禱,表示這政治問題早已超越了政治範疇。他的話與建立的美國的國父們所見略同:對生活在一部憲法之下的公民們而言,至關重要的是要明白自己權利的終極起源何在:他們的權利並非來自政府,而是來自上帝。政府所賜予的,政府也能奪走。神所賜予的,政府不能奪走。

「不以基督教為依據,就無法理解歐洲文化,」約翰·保羅二世解釋到:「對歐洲基督教之根源的明晰認識,」才能代表「對這塊大洲未來的原則性保障。」

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反對教宗的話,他反駁說:「法國是世俗國家,正因如此,她沒有把宗教元素寫進憲法文本的習慣訴求。」按照希拉克的說法,法國政府和公立機構的「世俗角色」,就是不會「允許」在憲法中提到神。

不,不給神留餘地,法國總統是這場洲際叛逆的排頭兵。事後來看,在當時的雅克·希拉克仿佛是後續法國總統奧朗德和馬克龍的聖女貞德。法國就這樣了。

最終,歐盟達成了妥協,在一份怯懦的聲明中不情不願地承認歐洲的「文化、宗教和人文主義遺產。」按照喬治·魏格爾的說法,這是「冷漠到毫無意義」地向神點頭示意。

不過,從一個重要領域說,這並非毫無意義可言。這是一個可悲的象徵記號。重溫貝洛克曾說過的話吧:「信仰就是歐洲,歐洲就是信仰。」好吧,在大部分歐洲地區,信仰的狀態就是被火焰吞噬了。

這讓我們思緒重回主後2019年的巴黎聖母院,棕枝主日的後一天。我們不知道這悲劇如何發生,也不知道有關當局或響應部門為何不能在預防損失上做得更好一些。我重申一下:我不知道有關當局或響應部門是否能做得更好。也許他們已經很出色了。也許被拯救下來的是保存下來的原始建築。我不知道。

無論如何,從最小意義上說,這似乎是法國失去基督教遺產、無力保護基督教遺產無可否認的象徵。在這件事情上,那就是基督教遺產的尖頂。

復活節是關乎希望的季節,是一位救主從死而復活的季節。在這個聖周,如果說對歐洲有什麼具體的希望的話,那就是巴黎聖母院能夠復興。然而,考慮到當代法國的狀況,對將要取而代之的東西很難抱有希望。

我們不能錯把自己的信仰寄托在那座大教堂所帶來的靈感上,但我們總要對世俗政府尋求取而代之表示不滿。原來的大教堂已巍然屹立超過800年,而政府只會讓我們一次又一次失望。

保羅·肯戈博士(Dr. Paul Kengor)是格羅夫城市學院(Grove City College)願景與價值觀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