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民族和民族主義(第一部分)
民族主義和全球主義正針鋒相對而文明的未來危如累卵。
《基督郵報》3月16日,萊安·弗雷(Ryan Foley)報導,喬治·華盛頓大學的薩繆爾·高曼(Samuel Goldman)警告說:「進步的民族主義……試圖將一個相當具體且有爭議的社會秩序觀強加於人。」
與此同時,教宗方濟各則提議建立全球化的新世界秩序以對抗所有方興未艾的民族主義。[1]
「世界再不會像過去那樣(因為新冠疫情),」教宗說,然而,「正是在這場災難中,我們必須抓住那些可能被證明是重建基石的跡象。」
教宗方濟各以他的地位推行這席捲許多國家的觀點,即歷史正處於「重置」階段。看來,新冠大流行病的影響與挪亞洪水相同——舊秩序土崩瓦解,讓建立一個新世界體系的建立成為必要。
還在2019年5月時,教宗就在對宗座社會科學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發表了一次其細節令人不寒而慄的演講:「當一個超國家的共同利益被明確界定後,需要一個專門法律構成的權力部門以促成其實施。」
教宗在演講中提出,現在需要的是一個全球性的權威機構,可以對抗「忽視共同利益且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
有許多自認是基督教的人,包括天主教徒、東正教徒、新教徒、福音派、五旬節派和靈恩派,他們對教宗偏袒全球主義以抵制極端的民族主義感到不安。
幼稚的做法是對極端全球化視而不見。
在民族主義加劇和全球主義逼近的嘈雜聲中,上帝站在哪一邊?
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一個核子世界裡,顫抖的雙手正握着按鈕,一旦按下,可能會消滅整個文明和其中的國家。在特朗普即將離任的時候,南希·佩洛西曾急切地希望特朗普不要接觸到即將交給喬·拜登的核密碼,這一點並不讓人放心。
「上帝站在我們這一邊,」唐納德·特朗普在他擔任總統初期的興奮期時如是說。拜登白宮中一些人相信,民主黨人受到疫情的青睞,為他的當選創造了有利條件。
「上帝站在我們這邊,」瑪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說,她勸告她的盟友,如果遇到特朗普內閣官員,要「反擊」。
阿道夫·希特勒在考慮對猶太種族——聖經中被標記為主的選民——進行種族滅絕時說:「我今天相信,我是在全能的造物主的意義上行事。」
「上帝是站在你這邊的?」 1943年,約瑟夫·斯大林在德黑蘭會議上嘲諷溫斯頓·丘吉爾,「魔鬼是站在我這邊的,他是個優秀的共產黨員。」蘇聯獨裁者說。
歷史上許多國家及其領導人都宣稱得到上帝的特別支持。近代把這個問題提高到了新的激烈程度。在一些批評者看來,這已經演變成一種民族主義,它宣稱一種世界觀和由此產生的體制優於所有其他的世界觀,因此,它有權利——事實上是天命,不管是神的還是其他的——要使其他的國家服從。
這就是為什麼扭曲的民族主義是一個令人關切的問題。
然而,聖經明確指出,雖然上帝可能不是目前使用的「民族主義者」,但他確實愛各個民族。事實上,在他的歷史大計中,國家是至關重要的。
造物主對所有人的願望是——他們享受他國度的屬性——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羅馬書14章17節)
因此,上帝從行為上而不是政治上看待國家。也就是說,他看到的是人而不是國家機構。
希臘語馬太福音24章14節里,耶穌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萬民」這裡的詞是「ethnesin」,也就是英語單詞ethnic(人種)的詞源。顯然,神對民族的關注不在於地緣政治,而是人。萬民都按照他的形象所造,是生活在一個共同環境中的集群,以促進天國福音的傳播。
在雅典,使徒保羅告訴哲學家們,神自己「從一本造出萬族(ethons,是ethnesin的另一種形式)的人,住在全地上」(使徒行傳17章26節)
在神的國度計劃中,民族國家很重要,因為它們是可以將天國的信息傾注其中的熔爐。民族不一定是相同的種族,而是多樣化的人類,他們有共同的世界觀和生活經驗,這有利於社區的成員能夠在關係中彼此接受、學習、見證和服務。
新約教會理想地處於這種動態生活方式的核心,因為它是通過「聖徒團契」而興旺起來的核心身體,並能將這種愛的關懷輻射到國家的十字架上。
全球主義不是民族主義的答案,上帝的王國才是。在基督再臨,以他對所有國家命定的統治實現之前,國家在世界的發展中發揮着關鍵作用。
保羅自己在雅典對話中是這麼說的:「(神)要叫他們尋求神……」(使徒行傳17章27節)
讓我們的「民族主義」成為神國的民族。
我們在本系列的下一篇文章中探討國家的重要作用。
[1] 教宗在與多梅尼科·阿加索(Domenico Agasso)的一系列訪談中浮現了這一提議,這些訪談結集為最近出版的God and the World to Come(暫譯為「上帝與將要到來的世界」)一書。
華萊士·亨利(Wallace Henley),高產作家,休斯頓第二浸信教會(Houston's Second Baptist Church)高級助理牧師,曾在白宮和國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