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失敗並汲取教訓:一次「紐倫堡審判」(第一部分)
在每一次災難性的領導失敗之後,總有看上去無法挽回也不能解決的災難式決定。
我知道的,因為我在自己職業生涯的初始階段,就經歷過似乎是天崩地裂式的失敗。
1965年的時候,與屬神的建議背道而馳,我帶着自己年輕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兒離開了德州沃斯堡(Fort Worth)以及美南浸信會神學院,那時我還是個2年級的學生,結果成立德國紐倫堡一家說英語教會的牧師。
埃朗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Erlangen)就在旁邊。我希望在那裡繼續學業。我自己的結論是這做法一定是神的旨意。畢竟,我已經在大學額外學了兩年德語,而我在歐洲有維生並學習的辦法。
這一定是「屬神的事情」。
我所需要的就是邁出那一步的信心。
然而,短短四個月不到,我就在這座以審判納粹戰犯而聞名的城市裡經歷了自己的「紐倫堡審判」。
我將自己的自大和冒險衝動與神的旨意混淆了。
我算到了一切,除了一年前美國國會通過的東京灣協議(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授權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讓美國軍隊不經正式宣戰就可以在越南作戰。
紐倫堡的那家教會主要由美軍及其家屬組成。當我們抵達紐倫堡時,美軍士兵已經收到離開的命令了。
最後,該教會的一位執事告訴我,剩下的一小群人無法繼續付我們工資。感謝神,我們有足夠的賬戶餘額可以回家——但還得加上從一位家庭成員而來的借款。
1966年4月1日,我們在一個下雪的日子離開德國,許多小時之後,經停愛爾蘭和紐約,飛機在亞拉巴馬州一個溫暖而陽光明媚的春日降落。
但我靈魂並無光明。
當我走下飛機跑道時,強打精神,知道我們的親戚會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告訴過你了」。相反,他們給予了寬容,其中一些人甚至允許我們搬進去,直到我們能夠站起來。
但這並不能阻止那些艱難的問題對我迷茫、屈辱的心理進行抨擊。
親人已經原諒了我,但其他人呢?我的名譽……我的教育怎麼辦?(幾十年後,我回到神學院,並以碩士學位畢業)......我的呼召和事業呢?我曾如此肯定的神的旨意呢?我如何克服我的恥辱?我的信心是否太弱?在未來的歲月里,我怎樣才能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動機,真正跟隨聖靈的帶領?
從我的角度看,我只能看到災難性的失敗。我辜負了我年輕的妻子和孩子,辜負了我們的大家庭,辜負了我去德國服侍的教會和整個團契,辜負了在美國慷慨解囊幫助我們最初搬到沃斯堡和上神學院的人,辜負了我有幸擔任青年牧師的那個城市的優秀教會。
最重要的是,我認為我辜負了主的期望,他可能對我已經失望了。
回到阿拉巴馬州不到三天,我就在一家紙箱廠找了份工作。一天下午,當我在生產車間的地板上掃地時,我看着手指上纏着掃帚的那枚大學的大戒指。我決定放棄戴它。妻子辛辛苦苦供我上大學,買了那件讓人印象深刻的首飾。想到自己上了那麼多年大學,卻成了工廠的掃地工,我的心都碎了。
然而,我正處於學習的邊緣,這些教訓將決定我的命運。我將在本系列今後的幾期中與你們分享其中的一些教訓。
最大的一個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 上帝不僅在時代中救贖人,而且通過人救贖時代。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以弗所書5章15-16節)「愛惜」(救贖)也是釋放奴隸的同一個詞。「光陰」原文的希臘詞是kairos,是神的「良機」,這是相對於單單表示無限時間的kronos而言。這種「時間」的轉變,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個人,都是在我們 「謹慎」、深思熟慮地、懷着上帝和他的目的而行時發生的。
轉變並不是被動發生的,當我們像保羅那樣行——「向着標竿直跑」(腓立比書3章14節)。我們應當謹慎行事,而不是百無聊賴地干坐着。
對我來說,這意味着我要儘可能做任何工作來養家糊口,並把自己投在羅馬書8:28的應許上,相信神會把我在「紐倫堡的審判」中的所有艱難都變成美好的事情——他會把那充滿失敗的時間轉化成命運的良機。
過了好一陣子,我才領悟並行出這個應許。
要親自把握這一點,我們必須從克洛諾斯式時間的山坡上,在我所說的「胡里山」上登高望遠。
好消息是,你走得越高,事情就越清楚……只要你不讓你的災難性失敗讓你遠離上帝,如果你繼續在神面前(Coram Deo)攀登,用你的眼睛聚焦於他。
迷霧有時會遮蔽你對主的視線,疲倦會試圖壓倒你,偶爾你會被絆倒,從剛剛拖着疲憊不堪的身體走過的崎嶇地勢上滑回,但如果你堅持在旅途中,當你登上山頂,擁有整個旅程的全景時,那一刻就會到來。
關於這次攀登 「胡里山」,我們將在第二部分中詳細了解。
華萊士·亨利(Wallace Henley),高產作家,休斯頓第二浸信教會(Houston's Second Baptist Church)高級助理牧師,曾在白宮和國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