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置於「激進」教會（第一部分）

對千禧的渴望在人類靈魂中澎湃洶湧。

在潛意識裡尋求神的國度——真正烏托邦的最新證據，是當代文化中出現對「重置」的痴迷。

已然耄耋之年的我回顧了所有自己曾見識過的「重置」運動。我所關注的是創造一個新世界——無論是被迫還是如何。

對一些人而言，這意味着這樣一個國度，其屬靈、道德、社會、文化和哲學界線被1871年法國那些戴着頭巾衝進兵營的革命者、1917年襲擊沙俄堡壘那群冷酷的布爾什維克或者是1920-30年代撕裂人道與自由的希特勒衝鋒隊所共有的狂熱摧殘殆盡。

對於神國度的渴望存於我們所有人心中。對新耶路撒冷的熱忱強大到了讓我們高聲呼喊以屏蔽其他訴求而讓對它的追求高於一切。

使徒彼得是這麼寫的：「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彼得後書3章13節）然而，許多想要重置者期待的並不是「義」而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混亂世界。

不可避免地沉淪入荒誕的混亂，恰是墮落的人類永遠無法帶來屬天王國的原因。左派進步主義者以及保守的功利主義者一直在嘗試。

對重置的熱忱就是證據。

教會重置者們也不能置身事外。對他們而言，重置是迅速成長，展示新的說法新的動人之處，而且，在左派和一切右派人士而言，意味着聖經權威的瓦解並無休止地追求「更要緊」信息時教義的界限。

在1960年代擔任伯明翰新聞(Birmingham News)的宗教編輯時，我報導過早期許多教會尋求重置的集會、大會和會議——儘管當時這詞還不時髦。

當衛理公會加緊嘗試重置時，我就在聖路易斯。我在亞特蘭大時，當時討論更加深入，最終導致保守的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PCA)的成立。我在印第安納州的聖母院時，聖公會主教院的一次會議幾乎被要求賠償的破壞者占領。

這個問題令一位聖公會的教區代表(Episcopal Vestryman，他恰好也是伯明翰市長)非常苦惱，以至於他看了我在南本德(South Bend)的報告後，天剛亮就給我的旅館打了電話，說出了他許多同道中人的疑問：「我的教會怎麼了？」

在喬治亞州的奧古斯塔(Augusta)的另一次聖公會主教會議上，我和前加州主教詹姆斯·派克(James Pike)坐在一個小房間裡，他告訴我，他作為一個學者型神學家，為什麼以及如何進入神秘學。

還有一次，我就亞特蘭大衛理公會贊助的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托馬斯·阿爾蒂澤(Thomas Altizer)教授關於復活尼采及其「上帝已死」的神學倡議提出質疑。

不久之後，我在達拉斯的美南浸信會(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採訪了極其保守的牧師W.A.克里斯威爾(W.A.Criswell)，談及聖經權威的危機和新正統主義在該教派的興起。

這些都是重置、重置，我在那些日子裡所去的地方都在重置。對重置的追求其實是在後宗派時代到來之前就開始了。

而且還沒有停。現在我看到所有這些事，以及更多的事，都是試圖在神學、戰略和制度的錶盤上找到正確的位置。

1973年的時候，當我自己成為牧師時，我發現自己也站在了重置者的立場上。

亞拉巴馬州南部深處的這小教會非常需要重置，但我不知道如何實現。1970年代初，教會成長運動應運而生，很快就蓬勃發展。我不知道該採用哪種方法，不知道該遵循哪位教會成長的聖人。

總之，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我一邊祈求答案，一邊在文獻、磁帶和教會成長工作坊中掙扎。

一路走來，我發現重置的激進分子還不夠激進。

20世紀70年代初的一個星期天，我受邀參加尼克松總統時不時在白宮召開那種禮拜儀式。埃爾頓·特魯布雷德(Elton Trueblood)是傳道人。他重點講了「激進」這個詞。這次布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餘音繞樑至今。

「激進」，特魯布雷德告訴我們，詞源時拉丁語radix，意思是「根」。幾年後，作為一名研究教會成長方法論的牧師，這個想法開始在我心中激盪，僅僅依靠當代理論是不夠「激進」的，教會成長的「根」在主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的事工中。

一個令人震驚的意識襲來。主耶穌基督在他的肉身服事中從不缺乏人群……不要追求教會的成長，而要像耶穌一樣服事，「教會成長」就會發生。

耶穌作為神的道成肉身的兒子，在世上的事工中做了什麼？

這問題讓我輾轉反側。

我又回到了那些曾寫過最好的教會成長「手冊」的作家那裡：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當我研究耶穌在地上事工的本質時，我看到他做了五件重要的事情（還有更多，正如約翰在21:25中所寫的那樣）。

耶穌敬拜。

耶穌禱告。

耶穌宣揚天國的福音。

耶穌讓遇到的人成為門徒。

耶穌滿足人類的需要。

（我們將在這個簡短系列的下一期中探討其中的每一項。）

當代社會的需要要求教會重置，但教會領袖必須敢於真正「激進」起來，恢復主的道成肉身時式的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