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盡頭的女孩》回憶在基要派組織度過的青少年

作家伊麗莎白·艾斯特(Elizabeth Esther)在自己的Instagram上發布了許多照片，有自己玩蹦床的、女兒跳芭蕾舞的、紅酒酒杯、雙胞胎女兒的微笑等等。如果不是她新書發布會的照片，很少有人會注意到她十多年前曾是基要派教徒。

艾斯特的祖父母領導着一個基要派組織，作為基要派運動的一員，艾斯特不僅相信啟示錄所預示的災難迫在眉睫，而且也認可對嬰兒與兒童進行嚴厲的體罰，並對性別角色有嚴格的要求，甚至說話的語調、家庭和街上的傳道都有嚴格規範。

在與同為基要派一員的丈夫結婚數年之後，艾斯特和丈夫兩人與祖父發生衝突，因為祖父和教派涉嫌虐待並試圖掩蓋該行為，隨後他倆離開了該教派。艾斯特最近發布的著作《世界盡頭的女孩》(Girl at the End of the World)，就是關於她在該群體中所度過的童年和青年時期的回憶錄。

在努力與過去保持距離多年以後，是什麼促使她公開自己的經歷呢？艾斯特告訴基督郵報，從離開基要派教會並最終信奉天主教之間的那幾年，她發現太多教會組織機構正模仿基要派。

「我開始意識到，儘管我個人的經歷在某方面是極端並獨特的，但這些經歷中的許多事情則是普遍存在的，在很多教會裡都有。參訪了許多教會以後，我越發明白，同樣的驅動模式在福音派基督教會中也被廣泛地應用。」

對艾斯特來說，特定教會的神學規範對她所施加壓力並沒有比實際治理結構對她的影響小多少。

「這與教義無關。真的，」艾斯特說，「許多基督徒相信的是同樣的教義。真正有影響的則是教會建立、運作的機制與系統，以及是否有管理一切的領導層和責任制。」

在艾斯特的描述中，基要派教會一直賦予她祖父對聖經的最終解釋權，她祖父統治着教會，而對於他的極端政策則很少有制衡措施。很多年來，他讓他的信徒們堅信世界末日將於1988年來到。

一旦離開該教派，艾斯特會很快發現所遇見的其他教會中的專制傾向。最近她開始寫的一篇博文中分析了馬克·德里斯科爾(Mark Driscoll)牧師的馬爾斯山教會(Mars Hill Church)也切合狂熱團體的定義。

「（我參加過）以某個人為中心的教會，那裡都有超有活力、非凡魅力、熱愛交際的高級牧師，他是個優秀的溝通者，講道極其精彩……不過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伊麗莎白說，「可能還有些針對孩子的項目，不過所傳遞的一切信息都是以這個名人、超級明星般的牧者為中心的。」

這樣的結果是，艾斯特發現自己還是適合天主教的教階與責任制，儘管天主教會數百年來一直陷於種種醜聞中。

「有些人對我說，『你離開了一個小的狂熱教派，參加了最大的那個狂熱教派，』」艾斯特笑道，「……（當被問及下列問題時）我在天主教會發現了什麼呢？有虐待的行為嗎？顯然。有醜聞嗎？顯然。有壞事發生嗎？是的。」

不過，「當你要應對的是很多人的時候，你就需要一定的組織結構，」艾斯特繼續說，「你應該向主教負責，主教要向樞機負責。這就是完成目標、也讓事物得到檢查與審核的方式。」

艾斯特也相信，相對於「男性主導」的福音派和新教教會，天主教能很嚴肅地看待她作為女性的經歷。

「對女性而言，天主教會對待女性的方式實在值得讚賞--有如此之多的女性聖徒--他們以尊敬聖母馬利亞的方式來尊敬女性。」艾斯特說。她回憶起在基要派教會裡，女信徒約會的行為、穿着打扮的方式都受到監督，並由團體進行控制，而領袖們則忽視或無視她的觀點和感受。

「對我來說，那意味着權力均衡，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由男人女人共同組成的機構，我們需要傾聽女性在屬靈方面的聲音。這種聲音不能被忽略，」她補充說。

艾斯特承認，她感覺自己也並沒有「完全認同」天主教會對女性領導權的安排，不過對教士的性別限制並不足以破壞她對天主教的信仰。

「平等並不意味着做一樣的事情。我覺得對我來說那是不同的。我不覺得如果自己和男人做的事情不一樣，就意味着我比男性低級，」艾斯特說，「我想看到的是，我做的那些事情也被視為有着同樣的價值。」

艾斯特提及，在撰寫回憶錄的過程中，她有機會和她的孩子們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並發現她年紀較大的孩子們「開始讚賞我丈夫和我所成就的事情與我們自己塑造的新人生」。

「我盡一切可能，讓自己擺脫曾從屬的那個教派和其中發生的事情。甚至當我寫下自己的名字的時候，我都非常害怕，並羞於面對已發生的一切，」艾斯特說，「我不想再有任何關聯。總而言之，我真想把那些事、那些事對我造成的影響都寫下來……我相信那就是神要我成為的樣子。如果還要給我另一個主題，我寧可去寫而並非真正去經歷。我確實知道，神給了我寫作、講故事、交流的天賦，我就要按其所需來運用這天賦。」

（翻譯：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