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不可挽救之人：典獄長凱恩與囚犯的尊嚴

俄國小說家菲奧多·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曾寫過：「判斷一個社會文明的程度，只須走進監獄即可。」這可是經驗之談，他自己的死刑被減刑後，在西伯利亞度過了四年時光。

不幸的是，許多美國人也能據此經驗做出自己的評判。BreakPoint（突破點）的老聽眾知道，我們許多監獄都太過擁擠了，男男女女都被監管在令人我們良心受到震撼的危險環境中。

我挑明了說吧：我可不是責怪我們國家矯治部門的官員。如果監獄表現出我們文明差勁的一面，那也主要是因為我們把太多犯下低級別罪行的人關進監獄，而太少關心一旦把他們關進去之後會發生什麼。

不過，儘管公眾缺少關心，但很多人還是讓那些被託付到自己關愛下之人的人生有所不同。其中之一就有監獄團契事工(Prison Fellowship)的理事會主席：布爾·凱恩(Burl Cain)，他是路易斯安那州安果拉監獄(Angola Prison)的典獄長。

確切地說，稱安果拉是「監獄」、凱恩是「典獄長」有點詞不達意。安果拉的正式稱呼是路易斯安那州立監獄，有6300名囚犯、1800位雇員，面積18000英畝，這更像是一座小城，而市長是凱恩。

凱恩是彼得·萊特哈特(Peter Leithart)最近在《第一要務》(First Things)雜誌上所發表文章《記住囚徒》(Remember the Prisoner)中的主角。該文是對凱恩的做事方法有着相當不錯的總結。在太多監獄裡（監獄penitentiary這詞的詞源是基督教的詞彙「懺悔者」(penitent)，這其實是個錯誤的用法），男犯、女犯們被關在大牢房裡，他們被釋放的時候情況不會更好，通常比他們剛到時更差。

已經在監獄工作了37年的理查德·皮博迪(Richard Peabody)總結過凱恩的辦法。他告訴萊特哈特：「他激勵囚犯們讓自己變得更好，當囚犯證明自己值得信任時，他們就在監獄之內承擔一定的職責。」

有許多機會去改善自己、證明自己值得託付責任，這些靈感都源自凱恩的基督教信仰。其中之一被稱為「瑪拉基之父」(Malachi Dads)，在這一項目中，囚犯「承諾給他們的孩子屬靈的引導」，由此打破了犯罪在兩代人之間的傳播。

另一個則是校園神學院。你沒聽錯，是神學院。新奧爾良浸信會神學院(New Orleans Baptist Seminary)提供四年學制，囚犯能在監獄中獲得文憑。該項目的畢業生能當上「囚犯牧師」，照料其他囚犯。

其中一些人甚至被從安果拉轉移到了別的監獄，在別的地方為別的犯人承擔牧師職責。正如萊特哈特所說：「安果拉變成了一個派出傳道人的監獄。」

也許最值得講述的是凱恩對待瀕死與已死囚徒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安果拉有一個囚犯為他們瀕死的同伴提供臨終關愛的場所。當一位囚犯離世，他的遺體「由維多利亞時代式樣的靈車拉去有着明確標記的墳墓，靈車有兩匹馬，車夫是綽號『骨頭』的另一位囚犯，他穿着正裝禮服，帶着禮帽」。

這些是安果拉尊重囚犯人格所有舉措中的一部分。凱恩和他的雇員尊重他們的囚犯，無論生前死後。他們希望囚犯的道德發生革新，讓囚犯重歸社會。過去幾個月，在監獄團契事工的組織下，凱恩和他的典獄長同行們一同探討過上述內容。

基督徒相信，沒有什麼人是不可挽救的。有些基督徒，比如布爾·凱恩，為我們提供了鮮活的例證，讓我們看到了這信念在實際行動中到底是什麼樣子。

（翻譯：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