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遗传学家在试图反驳神后成为基督徒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的现任院长弗朗西斯·科林斯(Francis S. Collins)在开始反驳神之后找到了信仰。

“我一直认为信仰是建立在纯粹的情感和无理的争论之上的，然而我惊讶地发现，对于神存在的合理性，人们可以有非常坚定的实例，”他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我早先作为无神论者的说法‘我知道没有神’是最不可辩护的。”

遗传学家柯林斯在1993年被任命为价值30亿美元的国际基因组计划的负责人，该计划到2004年完成了对33亿对核苷酸的测序。由此产生的基因图谱给一些遗传性疾病带来了治愈的希望。

这也让柯林斯对于DNA分子的顺序、精细完美以及神对每样生物的设计有了更加宏观的认识。这一基因组计划被吹捧为当时最负盛名的科学工作。

“从最基本的层面讲，这是一个奇迹，毕竟有一个宇宙的存在，”他告诉国家地理杂志。“遵循精确的数学公式的法则和复杂性，这就是一个奇迹。考虑到这一点，一位开明的观察家几乎是被迫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必定是有个‘必定存在的’。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奇迹，在可以用科学解释的深刻道理之外。”

他在2006年的书《上帝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God)中写到了自己的想法。这本书写到，生物学、天体物理学和心理学都支持对上帝的信仰。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创办BioLogos这个组织，汇集了追求科学和信仰的统一的科学家们。

“一旦正确地被理解和尊重，科学与信仰其实是可以相互丰富和补充的，”他说。“有一些科学无法回答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物质？我们为什么存在？”

“在那些领域，我发现信仰为找到答案提供了更好的途径。”

对于他的信仰来说，“道德律”的概念尤为重要，就如在对压迫、谋杀、背叛、虚伪时的谴责和对待老人、小孩、柔弱无助的友好上。

“在成为信徒28年之后，道德律才如同神的最强路标，对我脱颖而出，”他在书中写道。

科林斯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不可知论家庭中长大。他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形容自己是一位成熟的无神论者。但他的信仰随后因一位病人受到了质疑。因此，他决定研究这一点。

“当我上大学信仰受到质疑时，我开始意识到，我并不知道我所信仰的是什么，”他告诉国家地理杂志，我听到别人在就宗教和信仰基本上是一种迷信的说法进行争论，我就开始想，是的，这可能就是我所相信的。”

毕业于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的科林斯说，他对于宇宙中的一切几乎都可以用一个“二阶微分方程”来描述感到十分惊讶。

获得量子力学的学位证书后，他决定改变自己的人生轨道，投身药学。他看到有人患了绝症，但并不责怪上帝。相反，在许多情况下，信仰似乎给了他们力量，改善了他们的症状。

“他们有可怕的疾病，但他们并不会逃避，相反，他们依靠神，依靠他们的信仰，把信仰作为安慰和信心的来源，”他说。“不知何故，在我看来是真正可怕的事情，但他们并不感到害怕。这真的很有趣，也令人费解和不安。”

“我做了一个决定，在我真正的了解信仰是什么之前，拒绝这个世界上关于信仰的任何观点。而这使我担心，”他说。“作为一名科学家，没有数据，你就不应该做出决定。而关于这些信仰主张什么，我并没有收集过任何数据，这一点非常清楚。”

于是，他开始读C.S.路易斯的《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他读的时候，他对于信仰上帝的假设动摇了。他说，那并不是容易或有趣的阅读，那是痛苦的。

“你之所以会开始信仰，那是因为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合理的，因为当以数据呈现出来时，它是最合适的选择，这是一个新的概念，”他说。

他当时27岁。在对神的质问上挣扎数月后，他最终找到了答案。有一天，他徒步在喀斯喀特山脉旅行时，感受到上帝创造的伟大，他向着神回答“是”。

“我再也没有回头，”柯林斯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然而一开始，分享自己的信仰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像大多数科学家一样，我有担心，以精神世界观的方式接受某些东西，我可能会被人认为有些服软，”他说，“这并不符合科学家应有的对待所有事物‘拿出我的数据’的态度。”

但现在，他对信仰是如此开放，以致于他开始于无神论者争辩。

2005年，柯林斯与基因组的同事克莱格·凡特(Craig Venter)一起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和哈佛大学公共领导力中心(Center for Public Leadership)提名为美国最佳领袖。

“我确实有某个时刻认定自己成为了一名信徒，”他告诉安德森·库珀。“我内心经历了两年的挣扎，逐渐得出结论，相信神才是最合理的选择。经过数月的是否要跨出这一步的挣扎后，在一个美丽的秋日，我在西北登山，我心中比平时更加清晰了，因为没有了往常的分心，我觉得我再也无法抗拒。就在那一天，我成了一名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