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遺傳學家在試圖反駁神後成為基督徒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的現任院長弗朗西斯·科林斯(Francis S. Collins)在開始反駁神之後找到了信仰。

「我一直認為信仰是建立在純粹的情感和無理的爭論之上的，然而我驚訝地發現，對於神存在的合理性，人們可以有非常堅定的實例，」他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我早先作為無神論者的說法『我知道沒有神』是最不可辯護的。」

遺傳學家柯林斯在1993年被任命為價值30億美元的國際基因組計劃的負責人，該計劃到2004年完成了對33億對核苷酸的測序。由此產生的基因圖譜給一些遺傳性疾病帶來了治癒的希望。

這也讓柯林斯對於DNA分子的順序、精細完美以及神對每樣生物的設計有了更加宏觀的認識。這一基因組計劃被吹捧為當時最負盛名的科學工作。

「從最基本的層面講，這是一個奇蹟，畢竟有一個宇宙的存在，」他告訴國家地理雜誌。「遵循精確的數學公式的法則和複雜性，這就是一個奇蹟。考慮到這一點，一位開明的觀察家幾乎是被迫得出結論：所有這一切的背後必定是有個『必定存在的』。對我來說，那就是一個奇蹟，在可以用科學解釋的深刻道理之外。」

他在2006年的書《上帝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God)中寫到了自己的想法。這本書寫到，生物學、天體物理學和心理學都支持對上帝的信仰。在接下來的一年中，他創辦BioLogos這個組織，匯集了追求科學和信仰的統一的科學家們。

「一旦正確地被理解和尊重，科學與信仰其實是可以相互豐富和補充的，」他說。「有一些科學無法回答的非常重要的問題，比如，為什麼會有物質？我們為什麼存在？」

「在那些領域，我發現信仰為找到答案提供了更好的途徑。」

對於他的信仰來說，「道德律」的概念尤為重要，就如在對壓迫、謀殺、背叛、虛偽時的譴責和對待老人、小孩、柔弱無助的友好上。

「在成為信徒28年之後，道德律才如同神的最強路標，對我脫穎而出，」他在書中寫道。

科林斯在弗吉尼亞州的一個不可知論家庭中長大。他從醫學院畢業的時候，形容自己是一位成熟的無神論者。但他的信仰隨後因一位病人受到了質疑。因此，他決定研究這一點。

「當我上大學信仰受到質疑時，我開始意識到，我並不知道我所信仰的是什麼，」他告訴國家地理雜誌，我聽到別人在就宗教和信仰基本上是一種迷信的說法進行爭論，我就開始想，是的，這可能就是我所相信的。」

畢業於耶魯大學研究生院的科林斯說，他對於宇宙中的一切幾乎都可以用一個「二階微分方程」來描述感到十分驚訝。

獲得量子力學的學位證書後，他決定改變自己的人生軌道，投身藥學。他看到有人患了絕症，但並不責怪上帝。相反，在許多情況下，信仰似乎給了他們力量，改善了他們的症狀。

「他們有可怕的疾病，但他們並不會逃避，相反，他們依靠神，依靠他們的信仰，把信仰作為安慰和信心的來源，」他說。「不知何故，在我看來是真正可怕的事情，但他們並不感到害怕。這真的很有趣，也令人費解和不安。」

「我做了一個決定，在我真正的了解信仰是什麼之前，拒絕這個世界上關於信仰的任何觀點。而這使我擔心，」他說。「作為一名科學家，沒有數據，你就不應該做出決定。而關於這些信仰主張什麼，我並沒有收集過任何數據，這一點非常清楚。」

於是，他開始讀C.S.路易斯的《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他讀的時候，他對於信仰上帝的假設動搖了。他說，那並不是容易或有趣的閱讀，那是痛苦的。

「你之所以會開始信仰，那是因為它是有道理的，因為它是合理的，因為當以數據呈現出來時，它是最合適的選擇，這是一個新的概念，」他說。

他當時27歲。在對神的質問上掙扎數月後，他最終找到了答案。有一天，他徒步在喀斯喀特山脈旅行時，感受到上帝創造的偉大，他向着神回答「是」。

「我再也沒有回頭，」柯林斯說。「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

然而一開始，分享自己的信仰對他來說並不容易。

「像大多數科學家一樣，我有擔心，以精神世界觀的方式接受某些東西，我可能會被人認為有些服軟，」他說，「這並不符合科學家應有的對待所有事物『拿出我的數據』的態度。」

但現在，他對信仰是如此開放，以致於他開始於無神論者爭辯。

2005年，柯林斯與基因組的同事克萊格·凡特(Craig Venter)一起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和哈佛大學公共領導力中心(Center for Public Leadership)提名為美國最佳領袖。

「我確實有某個時刻認定自己成為了一名信徒，」他告訴安德森·庫珀。「我內心經歷了兩年的掙扎，逐漸得出結論，相信神才是最合理的選擇。經過數月的是否要跨出這一步的掙扎後，在一個美麗的秋日，我在西北登山，我心中比平時更加清晰了，因為沒有了往常的分心，我覺得我再也無法抗拒。就在那一天，我成了一名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