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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窒息之地:为何我们生活在一个祛魅的世界

干旱窒息之地:为何我们生活在一个祛魅的世界

在 C. S. 路易斯(C. S. Lewis)的那本《可怕的力量》(That Hideous Strength)里,主人公马克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道德体验,通过这次体验他对超越性的感知觉醒了。在这之后,他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整个人生:“(马克)回顾自己的人生,不是带着羞愧,而是带着对它枯燥乏味的一种厌恶... 他很清楚,甚至不用去想,是他自己——不是宇宙中其他一切——选择了灰尘和碎酒瓶、那堆罐头、那干旱窒息之地。”

在路易斯的书里,马克和他的妻子代表了现代性。他的信仰和态度代表了许多当代、世俗的人——无论是在路易斯那个时代,还是在我们晚了好几代的这个时代。

马克把生活体验成“干旱又窒息之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现代人的窗口。即使他们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我们周围的人都在渴望超越性和意义。他们活在干旱又窒息之地。因此,我们的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家人和同事,在属灵的需求方面,感受到的更多是枯燥乏味,而不是罪疚感(就像马克那样)。这对我们做布道和护教意味着什么呢?

祛魅

在整个现代时期,那些传统的超越性来源(比如上帝、永恒审判和永恒荣耀)被逐渐取代了。结果是,许多现代人感受到一种模糊但又深刻的失落感。描述这种现代困境的一个词就是“祛魅”(disenchantment)。这个词可以从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但它通常包含一种因为超越性失去而导致的平淡和衰减的感觉。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他那本巨著《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中,用不适感和不安来描述这种动态:“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普遍的感觉,那就是随着超越性的消失,可能有些东西丢失了。”

泰勒认为,现代生活倾向于将自己限制在“内在框架”里,隔绝了与超越性现实的接触。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都有一种完整和敬畏,因为它有更大的属灵含义。尽管前现代的世界偶有野蛮和无知,但生活仍然有一种丰富性,让它值得活下去。

举个例子,在基督教想象中,今生不是终点,而且这物质世界本身也参与了属灵的现实。它是上帝荣耀的剧场。然而,现代人倾向于从更机械化、自我封闭的视角看待物质宇宙。这个改变带来了决定性的情感影响。这就像从森林搬到了沙漠。泰勒解释说:“由于否认了超越性、英雄主义、深沉情感,我们对人类生命只剩下空洞的看法,不能激励投入,提供不了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无法回应我们对值得献身的目标的渴望。”因此,在现代世界里,我们的行动、目标、成就等等,都缺乏份量、缺乏严肃性、缺乏厚度、缺乏实质。

为了理解祛魅存在意义上的后果,想象一下你跟你爱了一辈子的人去约会时的感觉。它激动人心,充满冒险,让人肾上腺素飙升。一切都悬而未决!现在再想象一下,当你到了那里,来了个你完全没兴趣的人。这次约会感觉有啥不一样?你可以做完那些形式上的动作,但内心会有一种高潮过后的失落感。魔力不见了。或者想象你第一次真正沉浸在一本好小说里。你被里面的英雄、反派和戏剧性的情节迷住了。它感觉很重要。现在想象一下,与此相反,你正在看一本平庸的老杂志,看了一百遍了。翻页都懒得翻。魔力不见了。我们可以堆砌更多的比喻,但希望祛魅的感觉很清楚。可怕的重点是:对于现代性来说,生活本身就是祛魅的。不只是那个女孩,不只那本书;而是所有一切。

重要的是要明白,大多数现代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动态。我们可以生活和行动在“干旱窒息之地”,却只是隐约觉得少了点什么。通常需要显著放慢脚步并自我反思,才能面对这种弥漫在我们生活中的深深的空虚感。在《理解上帝》(Making Sense of God)中,提姆·凯勒(Tim Keller)认为现代人倾向于否认我们的处境:“总的来说,我们否认我们不满的深度和程度... 通常需要多年才能突破并否定,由此才能看到我们对生活不满的程度和维度。”这意味着我们通常需要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反思和面对现代祛魅对个人的影响。

无意义

现代生活也以无意义的悲剧现实为特征,它与祛魅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祛魅意味着失去魔力,而无意义则意味着没有了秩序和目的。从上帝那里解脱出来之后,人类生活就被一种混乱和瓦解感所支配。缺乏一个超越性的锚点,我们变得自由地去决定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以及如何、为何而活。但这种主观的、自我构建的意义是脆弱的(例如,它通常无法在我们遭受深重或创伤性苦难时支撑我们)。

这种宇宙性的无意义感是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名的“上帝之死”论述的根源。尼采使用这个词来指代现代性对上帝信仰的失去。“疯子”那段著名的哀叹(这个人物通常被解读为代表尼采本人)阐明了这种失落的情感影响:

“上帝在哪儿?”他喊道:“我会告诉你们。我们把他杀了——你和我。我们所有人都是杀他的凶手。但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们怎么能把大海都喝干?谁给了我们橡皮来擦掉整个地平线?当我们把这颗地球从它的太阳那里解开时,我们在做什么?它现在正走向何方?我们正走向何方?远离所有的太阳?我们不是在不断地坠落吗?向后、向侧、向前,向所有方向?还有上下之分吗?我们不是在游荡,如同穿过一个无限虚无吗?我们感觉不到空虚空间的气息吗?它不是变得更冷了吗?夜晚不是在不断地向我们合拢吗?”

现代无意义感的特定情感通过这段演讲及其比喻(擦掉地平线、解开地球、坠入空虚空间等等)被有力地传达出来。再说一遍,这就是许多现代人的感受——尽管他们并不总能意识到。

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无意义通常是结合道德来思考的。拿“新无神论”举例,其特点是道德上的自信和优越感,公然相信我们可以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保持显而易见的道德意义。但这在无神论传统中是一种怪异的模式。较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无神论意味着道德意义的失去。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就以拒绝早期无神论者试图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保留传统道德努力而知名,他认为“存在主义者觉得上帝不存在极其尴尬,因为随着他的消失,在可理解的天堂中找到价值的所有可能性也消失了。”萨特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那句著名的口号:“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将被允许”,并将其确定为存在主义思想的“起点”。

同样,对于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来说,无神论意味着超越性的意义(关于道德和所有其他事物)的最终不可知,因此与人类存在无关。“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有一个超越它的意义。但我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意义,而且我现在不可能知道它。一个在我处境之外的意义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加缪认为,我们内在对意义的渴望,在一个已经显露出最终是无意义的世界里,会导致一种荒谬感。唯一合乎逻辑的问题是自杀是否是恰当的反应。

再说一次,重点不是现代人总是在意识层面思考无意义。我谈论的是我们运作所处的氛围(我们经常被从中分散注意力)。通常只有当我们放慢脚步去思考更宏大的目的和意义问题时,它才会完全显现出来。然而,近年来焦虑和抑郁症的飙升,表明这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并没有失去它们的现实意义。而且令人清醒的是,正如加缪所指出那样,自杀率还在继续上升。

加文·奥特伦德(Gavin Ortlund)是牧师、作家、讲员及护教学家。他担任真理联合会(Truth Unites)主席,并任职于纳什维尔以马内利教会驻堂神学家。加文是屡获殊荣的作家,著有《为何在混乱世界中神是存在的》(Why God Makes Sense in a World That Doesn't)、《异议的艺术》(The Art of Disagreeing)及《找到值得为之奋斗的正确立场》(Finding the Right Hills to Die On)等作品。作为凯勒文化护教学中心的成员,加文与妻子以斯帖育有五名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