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悲哀和意義的危機

美國的青少年們景況不佳。德勒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最近在大西洋月刊上一篇文章的標題則是：「美國青少年為何如此悲哀」(Why American Teens are So Sad)。

從2009年至2021年，說感到「持續悲傷或無望感」的美國高中生比例從26%上升到44%。[這]是有史以來青少年悲傷的最高水平。[幾乎]所有衡量心理健康的標準都在惡化，對於每一個青少年人口來說都是如此，而且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地都在發生。

湯普森所描述的情況遠遠超出了典型的青春期焦慮。事實上，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數據，傳統上歸咎於青春期的其他危險行為——如酒後駕車、在學校打架，甚至未成年性行為——都明顯下降。這些心理健康的下降也不能歸咎於疫情流行或封鎖。相反，這些都是「預先存在的狀況」，儘管肯定會加劇，但不是由過去兩年的社會混亂造成的。

湯普森提出了四個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文化現實，它們促成了這場危機：社交媒體、社交隔離、格外緊張的全球局勢以及當今的父母教育方式。

十多年前，心理學家讓·特溫格(Jean Twenge)就智能手機對青少年大腦的影響提出了警告。從那時起，社交媒體的盛行已經在這個已經很關心同齡人想法的人群中釋放出了新的攀比、暴露和形象問題。Instagram自己的研究發現，雖然有三分之一的少女說這個應用程序「讓她們感覺更糟」，但她們還是忍不住登錄。

湯普森寫道，即便如此，社交媒體的最大問題可能不是社交媒體本身，而是它所取代的活動。[相比]2000年代的同齡人，今天的青少年不太可能與朋友出去玩，也不太可能拿到駕照或參加青年運動。

當然，青少年在屏幕上接觸到的東西也很重要，因為屏幕是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比起電視或印刷媒體，手機對青少年進行全天候的世界問題報道，造成一種近乎持續的恐懼和不祥之感。這些天，青少年面對的不僅僅是準備上大學的壓力。獨自在房間裡，他們擔心大流行病、烏克蘭戰爭、氣候變化，以及他們在各種問題上是否已經足夠「覺醒」。

為了應對所有的社會混亂，許多父母正在選擇湯普森所說的「遷就」的養育方式。與其讓青少年體驗生活中的正常顛簸和挫折，不如讓他們與世隔絕，對家長而言這非常誘人。「如果一個女孩害怕狗，那麼『遷就』就是讓她遠離每一個養狗的朋友家，或者如果一個男孩不吃蔬菜，那麼在4年內只給他吃火雞麵包」（他指出，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這種策略有時被稱為「割草機育兒法」，最終會適得其反。當道路上的每一個挑戰都被砍掉時，孩子就會努力發展必要的復原力，以面對前面不可避免的障礙。最後，世界不可能為一個孩子準備好。孩子需要為這個世界做好準備。

湯普森指出的每一個因素都肯定會促成當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機。然而，還有更多因素需要考慮。

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在他的《內容陷阱》(The Content Trap)一書中講述了1988年黃石公園大火的故事，那場臭名昭著大火由一支未熄滅的香煙引發。但阿南德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是那支煙？畢竟，每年都有數以百計的香煙被丟在黃石公園。這一次有什麼不同？

他認為，答案不是通過關注火星來找到的——而是將黃石公園變成火藥箱的環境因素。1988年的夏天非常乾燥，是有記錄以來最乾燥的夏天，再加上公園的控制燃燒政策，正如一位前公園管理員所說，「我們是一個完美的燃燒環境。」

社交媒體、育兒策略和世界事件無疑是心理健康危機的導火索（其他因素也如此，如家庭破裂和濫用藥物供應增加），但正是普遍存在的文化世界觀使毀滅性的文化野火不可避免地發生。

我們真正文化危機是災難性的、全文化的意義喪失。哲學家們警告過它的到來，社會科學家們也警告過，現在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與上帝無緣文化的現存結果中，因此也與任何固定的真理、道德、身份和意義的參考點無緣。這是一個火藥箱，其中任何火花，無論是社交媒體、成癮、封鎖還是其他東西，都註定導致爆炸。

它也是一個為另一種火花而準備的火藥箱，它能將人們再次指向為他的世界注入意義的上帝。這種火花是被基督改變的人，他們被救贖所塑造，被聖靈所浸潤，被關於生命、世界和這一切意義的真理和愛所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