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斯·多賽特（一）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斯·多賽特（Ross Douthat）最近出版了新書《Bad Religion: How We Became a Nation of Heretics》（壞宗教：我們是如何成為一個異端國家的）。他在書中爭論說，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正統基督教不斷削弱，被一些異端所取代，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有。這些「壞宗教」對美國社會、政治和文化造成了不良後果。
本周四，多賽特在接受基督郵報採訪時，更多地談到了他的理論，回應了一些批評，還談到他多樣性的基督教教養（靈恩派、福音派和天主教）是如何幫助他寫成這本書的。
下面是這次談話編輯過的文本：
基督郵報：如果用圖畫出一個國家工業化水平和宗教水平的關係，你找到了一個模式：工業化水平越高，宗教水平越低。而美國是個例外，高度的工業化和高度的宗教化並存。一些人解釋說美國的宗教是寬而淺的。它到處都存在，但對大多數人意義不大。而你的觀點和他們不同。湖寬而深，但湖水被污染了。這個比喻精確嗎？
多賽特：（笑）差不多是這樣。這個比喻不差。我在書中嘗試做的一件事情是，去認真對待一些人們認為淺顯的美國宗教形式，嘗試找出它們為什麼如此有吸引力並梳理出它們實際所代表的神學。
書的一大主題是，過去40或50年間制度性基督教的銳減強化了另一些一直存在的美國宗教。那種自己動手、「創造你自己的耶穌」這類的信仰。但是那些信仰採取的形式如此吸引人是有真實原因的。
比如說，我在書中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談論成功神學--那種「禱告並變富有」之類的。很多嚴肅的基督徒和世俗自由派傾向於嘲笑這種神學，或者他們轉轉眼珠說，「怎麼會有人真的相信它呢？」我嘗試梳理出什麼讓成功神學如此吸引人們，它實際上嘗試回答深刻的神學問題。對很多人來說，它解決了關於惡的問題：「為什麼一位善的神允許壞事發生在好人身上？」成功神學提供了某種答案。
對於人們認為的那種新世紀的自助式宗教，那種喬布拉（Deepak Chopra）式的信仰，我也試着做同樣的事情。我批評那些，但我也嘗試去辨別出它們吸引力的根源。
基督郵報：在成功神學那章中，你特別提到了約爾·歐斯汀（Joel Osteen）。你說在華理克和約爾·歐斯汀之間有一條「模糊的界線」，即使華理克被指責為成功神學。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呢？
多賽特：我應該說我欽佩華理克，我確實在譴責成功神學時引用了他。但，我想你在美國宗教中很多看到的是，即使有些美國基督教的領域，並沒有像歐斯汀那樣「神想讓你有這幢大房子」等等的想法，但現在美國宗教的本質，事實是它如此跨宗派和後宗派，最成功的教會也必須像商業一樣來經營（比起以往任何時候）。我想基督徒被暴露於一個持續的試探中，把事工更多地想成商業，即使他們有時不應該那樣想。
我引用了一個學者的想法「錢越多，事工越多」，過去50年來，這種想法，對大量美國福音派來說都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想法。它是一個真實的想法。對嗎？巨型教會和成功的籌款呼籲可以讓你做各種各樣偉大的事情，特別是海外慈善工作等等。
我只是在說，美國基督徒需要辨別出可以暴露在你面前的試探。它能讓教會依賴於一個超級明星牧師的模式，很難長期持續下去。它能讓基督徒只是聚焦於外表--誰有最多的會眾、誰能建設最大的巨型教會等等，但那些只是基督徒應該關心的一部分事情而已。
基督郵報：對此的一種反應是家庭教會運動，一種遠離傳統制度和「錢越多，事工越多」模式的運動。你覺得家庭教會運動是一種恰當的糾正，或者你覺得他們有自己的異端邪說？
多賽特：每位基督徒在任何時候和地點都會被某種特定的異端形式誘惑。我確定自己也被誘惑。是的，在很多方面，這種更小規模、私密的信仰方式絕對可以是一種必要的糾正，對於美國宗教中的「更大是更好」的想法。
但那存在的危險是……我是一名羅馬天主教徒，在寫整體上的美國基督教，所以我辯論時帶着一些特定的天主教偏見。但我的確認為，福音派需要認真思考一下，你們如何把你們的信仰傳給下一代並長久持續下去。
就像超級明星牧師模式一樣（一旦這位牧師變老或者有醜聞等等就會有問題），家庭教會模式……新約時代的家庭教會一段時間後成長為了一種更加制度化的信仰是有原因的。最終，你需要制度來長遠地傳達信仰。那就是我舉這個例子的原因：在某些方面，美國新教可以去堅持恢復過去50年被他們拋棄的宗派制度。他們擁有一個懺悔傳統可以長遠地維持你的信仰，這是很有價值的。
基督郵報：在你對正統的描述中，你包括了三位一體、童女生子、代贖論、復活和聖經的權威性。那些事情對我來說聽起來像是主流派基督教，那麼，異端在哪裡呢？
多賽特：我的論點是，首先，相信那些核心教義的人更少了。第二，傾向於相信那些核心教義的教會在過去50年總體來說衰退了。如果你退一步，從總體上看一下美國基督教，這會更明顯。
在很多方面，美國福音主義現在比過去（比如1955年）更強大了，總體來說在文化中更主流、更有影響力了。但是，福音主義增長的速度不夠快，彌補不了主流派新教的崩潰和羅馬天主教的平穩削弱。我想我談到的「正統」包含那些歷史上的新教傳統、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從這個定義上，我想你可以看到過去40年的急劇下降。
基督郵報：對你的書有一種批評的說法，你選擇了只是支持你的理論的證據。有人說20世紀50年代，美國不真正有這種你主張的主流正統，從那時以來，其實也並沒有產生如此多的分歧。
多賽特：恩，但我認為那些批評是錯的。
美國歷史上當然沒有一個時刻，每位福音派、每位天主教徒和每位主流派衛理公會信徒都手拉着手。很明顯，美國基督教被深深劃分成不同種類，上世紀中期也是這樣。但，那個時代的有些事情相當清晰。首先，存在一種持續的聚合。即使偉大的主流派新教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對葛培理的評價不高，他和葛培理還是有着更多共同點，不管在神學上和他們在公共生活中對宗教的態度上，還有所有這類事情上。20世紀20年代的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和麥艾美（Aimee Semple McPherson）也是類似的例子。事實上，50年代被定義為新福音主義，而尼布爾主張主流派新正統主義，你看到，在上面2個例子中，聚合在發生，向着一種基督教中心。
接着，天主教和新教，你可以發現大量福音派辯論家仍然稱羅馬教皇為反基督，直到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當選。但是，我的朋友阿蘭·雅各布斯（Alan Jacobs）指出，1950年葛培理開始波士頓第一次布道時和波士頓紅衣主教成了朋友和同盟。如果你不覺得葛培理和紅衣主教是上世紀中期宗教的中心人物，那麼我不知道你對上世紀中期宗教的定義是什麼。
所以，我認為這是很清晰的，雖然存在巨大不同點，福音派移近天主教，主流新教和福音派新教更加靠近，這種聚合是和所有基督教會更加巨大的制度化力量一致的，比起今天看到的。
看到上世紀60、70年代主流派不可思議的急劇下降和天主教明顯的制度性削弱，卻假裝沒什麼大的改變，這是很傻的。的確改變了。真的存在一個顯著的制度性上的削減。就如我在書中所說，它是對一個時代的解釋，不是一幅綜合性的肖像。很明顯，美國是一個又大又複雜的國家，很多事情在特定時間段內同時發生。但是，當我把那個時代（50年代）描繪為聚合和顯著的制度化力量並存時，我的工作相當接近於美國主流宗教的歷史編撰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