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堕胎医生坐在我身旁时

当你夜以继日地致力于反堕胎运动的工作，或是担当其志愿者时，很容易就会完全着眼于大局而忽视在这个国家每天都在发生的堕胎事件，反堕胎运动的工作有时会让我们对生命的剥夺有了免疫力。我们担心钱财、政治和各项指标，还为缺乏睡眠和不能常常与家人在一起而烦恼。

然而当你的旁边坐着一个替别人打掉已经成形胎儿的人流医生时……

上周六，我坐飞机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回我在弗吉尼亚州的家。我曾在科尔尼呼吁那里的学生和当地反堕胎运动的领袖们以及活动分子在他们的社区建造生命文化组织，并和他们交流了我们所有人如何肩负反堕胎运动的使命。说来奇怪的是，在那个周末许多人询问我是如何安排时间、旅行的，还问我的热情和活力从何而来。正是在周六晚上我乘坐的航班上发生的事情，就是面对罪恶的那一刻，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当我在座位上坐下，看向飞机过道另一边时，一下子映入我眼帘的只有那替别人非法堕胎的医生勒罗伊·卡哈特(LeRoy Carhar)，他声名狼藉，正要前往马里兰州的日耳曼敦用他的器械去结束已经成形的婴儿生命。当我直面一个亲手杀死成千上万个婴儿、至少要为两名妇女的死亡担责、而且那么冷酷无情地捍卫这样行径的人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能向这样的人说些什么呢？你如何能触动他呢？

我的座位离他还没有近到可以与之交谈（走道和一个我猜想是他妻子的女人挡在我们中间，但我们是在同一排），我觉得即使我开口找他说话，他也会立刻叫我闭嘴。我知道我无法和一个行事为人如此恶劣的人坐得这么近，我整个身体都在不受控制地颤抖。

所以，我要求移到前面几排看不到他的位置上去，可是他仍然可以听见我的声音，所以我大声地祷告，希望他回转和悔改，也祈求接下来两个小时内的堕胎事件不要发生。当我们到达时，等他从我身边走过，我叫出了他的名字。他直视着我的眼睛，我开口说道：“勒罗伊，我们大家都在为你祷告。”他不知嘟囔了几句什么就扬长而去了，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听到了我的话。

我不是第一个和他正面交锋的反堕胎者，很有可能也不是最后一个。正如与堕胎支持者之间的任何对话和交谈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做的只有撒种和浇水，期望并且祈祷着有一天这种子可以结出果实。我们必须勇敢地去阻止那些参与堕胎这一恶行的人。

我们也许并不知晓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也看不到我们所影响到的生命，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什么是堕胎，堕胎的实质是做什么。我们不能忘记在社区里每天都有鲜活的生命和灵魂岌岌可危，不能让害怕和恫吓阻止我们的脚步，不能无所事事地只等待着堕胎这一行为在我们的国家被废除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