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中的千禧一代能从19世纪学到什么？

历史学家乔恩·格林斯班(Jon Grinspan)说：“年轻人所奋斗和焦虑的事情并没有改变，他们20岁出头还没有结婚，或者没有找到终身的工作，然而这些都没理由成为他们父母和祖父母判断他们的标准。”

“他们的处境很有21世纪的特点：职业不稳定，技术混杂，晚婚，晚育，成熟时间也很晚”，但“与工业革命时期出生的许多孩子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和挑战”，他们已经“打乱了已有的社会秩序”，格林斯班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中写到：有些20多岁的年轻人仍与父母同住，并等候爱情，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与在19世纪一样。

历史学家写道：“对于无根的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对每个国家的冲击都感到亲切，他们担心自己的爱情、生活和事业。”

在接受基督邮报的采访时，格林斯班承认，“尽管实际情况并不相似，19世纪末的年轻人内心的焦虑预示了今天的现状。”他强调了帮助他们应对不确定压力的2个解决方案：搬去一个新城市，或加入社会团体。

历史学家尤其称赞教会的努力。他解释说，“在19世纪的美国，教堂帮助的年轻人最多。”青年文化开始于福音派的复兴--他们试图让年轻人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道路。

格林斯班并不像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一样赞同给年轻人稳定的环境。他解释说，“我会避免视20年代的稳定性为标准的情况。”企业、工会、大学和政府的支持，比如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使现在老一辈享有了稳定，但世界已经变了。

“这稳定的时代就像当今的互联网时代一样不同寻常，”格林斯班说， “这不是你内在的正常生活方式。”

可能的解决方案

然而，许多组织为千禧一代面临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尤其是在就业市场方面。格林斯班把时下的年轻人和工业革命时期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劳联-产联(AFL-CIO)政策和特别顾问主任达蒙·西尔弗(Damon Silvers)用格林斯班的观点来反对“根深蒂固的临时雇佣劳动力”。

“在技术变革和无情竞争的背景下，我们今天面临的一切都促使了雇佣临时劳动力，对待工人就好比生产一次性产品，仅此而已。”西尔弗比较了沃尔玛和美国钢铁公司雇佣劳动力的情况。沃尔玛是美国雇佣劳动力最多的公司，而美国钢铁公司则是19世纪90年代后期劳动力市场最大的雇主。

西尔弗(Silver)指出了中产阶级两个时期的稳定性，一个是工业革命前，一个是二战后。在19世纪初，中产阶层很繁荣，普通的中产阶级可以拥有自己的农场和工作室。因为是家族企业，所以人们可以得到公平对待。

同样，在20世纪末，“产业工人引领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在经济安全和收入方面的增长”，生长在“最伟大的一代”和“婴儿潮”的人们都经历了这段繁荣。并且工会确保工人的经济安全。

但工会并不是解决千禧一地啊的挫折的唯一途径。一代时机(Generation Opportunity)的发言人科里·惠伦(Corie Whalen)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的原因，跟19世纪末期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大不一样。

惠伦认为，困扰时下年轻人的不是创新受到了阻碍，在工业革命时期这个却很常见。虽然社会弊病相同，但背后的原因不同：“一个是破坏经济增长，另一个是政府干预经济增长”。

她说，“严厉的政府监管过度，阻碍创造就业机会和创业精神，削弱中产阶级经济安全。”中产阶级的安全依赖于经济增长，而政府却正在扼杀经济的增长。惠伦总结说，“联邦政府为我们挑选赢家和输家，反过来说，美国在创造的是政治经济，而不是择优经济，这必须改变。”

为什么有盼望

千禧一代面临的挣扎可能会让他们预备自己去解决自身的问题。

“机遇国家”是一个以扩大经济流动性为目的的国家性两党竞选活动，其总经理拉塞尔·科努木诺(Russell Krumnow)表示了对千禧年一代的盼望。科努木诺声明，“在当今时代，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当志愿者，学习如何服务，我们被这些年轻人的承诺所激励。”他警告不要拿相距很远的两代比较，比如说千禧一代和90年代这两代人；但他说，“将来的一代在处理人际关系、在职场上往上爬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普遍存在于连续好几代人中。”

科努木诺解释说，“就像19世纪的年轻人，可能是他们有面对这些挑战的不确定性的原因，但现在20多岁的年轻人社会关系非常活跃。并且，现在科技让年轻人可以在网上参与不同层次的活动。”

他补充说，“我们相信这些经验不仅加强可社区的管理，而且经常帮助年轻人获得工作技能，这将有助于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建立有价值的人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