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納德談「守約者」會議與種族和解

基督教男性事工守約者(Promise Keepers)定於7月16日至17日在德克薩斯州阿靈頓的AT&T體育場舉行聚會。

艾爾·伯納德(A.R. Bernard)牧師是今年活動的幾位特邀發言人之一，他說他期待在聚會上 「分享在基督里的共同身份」。

「這是舉行聚會的前提，既然我們在基督里有一個共同的身份，不論階級、教育、經濟、種族、民族如何——我們都可以在我們與耶穌基督的共同關係的旗幟下聚集。我們可以一起敬拜，我們可以由選定的、值得信賴的聲音對我們說話。」他說。

加入守約者組織

20世紀90年代初，當「守約者」的創始人麥卡特尼邀請伯納德加入「守約者」時，他的目的是為建立跨越種族鴻溝的橋樑。

伯納德回憶說：「他來到紐約，與幾位黑人牧師和拉丁裔牧師會面，討論守約者組織處理的種族和解問題。」

「他實際上來到了我的教堂。我們有一個領袖會議，我們聽了他的發言。他表示，種族和解是他與男性事工一道熱衷的事。我們建立了一種關係。他通過我和埃德溫·路易斯·科爾的關係知道，我是基督教男性網絡(Christian Men’s Network)的一部分，科爾博士和我常常旅行，向男性發表演講。所以他邀請我成為其中的一員，然後接着問我是否願意就種族和解問題發言。我的回答是『當然，你確定要我發言嗎？』」。

「他說，我聽說你為人坦率、誠實、透明，有智慧，」伯納德說，解釋了他與守約者的關係是如何開始的。

「我受邀在數個場合發言。對我來說最難忘的是在肯尼迪體育場。不，不。我想說的是兩個難忘的。在肯尼迪體育場，我們向聚集在那裡的5.5萬名男子演講，並進行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呼召，數萬名男子站出來，我們讓白人懺悔種族主義的罪惡，也呼籲有色人種懺悔對白人的苦毒。」

「下一個機會對我來說很重要，那就是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約100多萬名男子的聚會。因此，這就是我與『守約者』關係的起源。我繼續與他們互動。」

本着誠實和開放的精神，伯納德解釋說，與守約者建立橋樑需要付出努力。

「並非每個人都像麥卡特尼那樣對我的參與感到高興，」他說。「他的一些顧問和董事會成員對我非常緊張，感到不自在，但麥卡特尼堅持，我們與他建立了熱烈的關係，其他一些人......有些人很緊張。」

伯納德解釋說，「美國的男性身份正處於危機之中」，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澄清男子氣概的真正含義」，因為社會中對男子漢的保守觀點的挑戰已經變得更加肆無忌憚。

「我本質上是一個保守派，我的家庭觀念是丈夫和妻子的傳統模式。另一邊是自由主義者有一個適應性的家庭模式，他們允許單親父母，允許人因着自己的感覺而隨意要求改變性別身份。」

「因此，存在着這種緊張關係，而守約者代表着那種傳統的模式。我認為對我們來說，持守一個觀點是很重要的。有一個世界觀，有一個我們想要實現的觀點，而不是因為你不同意它就必須把它妖魔化。」

「我們也處在這樣一個時代，那些相信傳統模式的組織或團體——男人應該是家庭的支柱，那也是《聖經》中的家庭模式，是建立在男性領導之上。這是我們在責任方面認同的模式。」

然而，伯納德解釋說，他並不擔心文化戰爭，他認為這是一個機會，讓基督徒真正澄清他們在文化中的身份。

「文化戰爭可以追溯到整個美國歷史。因為社交媒體，因為所有這些個人現在擁有的表達他們的意見和想法的平台，它變得更加面對面。我們打文化戰爭已經很久了。無論是改變[男子氣概]的傳統模式，還是保留這種傳統模式。我喜歡我們有反對意見的事實。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世界觀。我喜歡這樣。它增強了我的原有世界觀。當我有這些對立的力量和對立的想法時，它加強了我的世界觀，因為它迫使我澄清我是誰和我相信什麼，我認為這是文化戰爭對教會帶來的積極影響。它不應該讓我們陷入迷茫。」

根據2020年美國家庭調查的數據，只有36%的父母認為教會為他們的兒子提供了良好的服務，當被問及是否擔心，教會可能無法重新獲得它曾經擁有的影響力時，伯納德說他歡迎大家在機構未實現其承諾時對其進行質疑。

「你是在和一個60年代的孩子說話。來自嬰兒潮一代。我經歷過20世紀60年代，當時發生了各種你可以想象到的變革。作為這種情況的產物，我是反體制的。我這一代人是反體制的。我們挑戰了那些機構。因此，千禧一代並沒有做新的事情。他們正在做的正是我們做過的。這是周期性的。它跳過了X一代，現在Y一代，即千禧一代，正在做同樣的事。」

「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建制派及其機構受到挑戰，看他們是否履行了自己的承諾。而且它迫使這些機構進行調整。因此，這並不陌生。我看到了這一點，我經歷了它。我正在享受它，」他說。「我認為需要把它當作任務，教會作為一個道德機構。而事實上，教會必須被理解為不僅僅是一個宗教機構，而是一個社會文化機構。」

然而，他很快指出，對機構的質疑應該以智慧的方式進行。

他說：「我認為，這一代人不應該完全拒絕建制機構的智慧、歷史和經驗，而應該欣賞這樣一個事實：如果沒有迄今為止所取得的成就，他們就無法享受到他們所擁有的自由。」

批判性種族理論

當被問及一個多元化的事工如何能夠有意義地解決像參加守約者這樣會議上的各種背景的人的需求時，他說，通過 「選擇那些要講到這些問題而不害怕，但又帶有守約者的願景和使命DNA的演講者。」

他回顧了兩周前他是如何與「敞開的門」事工的牧師諾娜·瓊斯和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最小的孩子、國王中心的首席執行官伯尼斯·金一起在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發表關於種族問題的演講。

「我們得到壓倒性的回應。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害怕談話。我們的聽眾中有來自『黑命貴』的成員，我們的聽眾中有白人、黑人和拉丁美洲人。」

「他們看到，我們可以進行文明對話，解決棘手的問題。我們可以談論這樣一個事實：每一個重大的社會[疾病]都可以追溯到人類機構的斷層。如果我們不把批判性種族理論看作是被劫持的理論，而看作是一個陳述的理論——一個對種族和種族主義在[習俗和機構]中的歷史作用進行批判性審視的理論，那麼我們就能解除對來自劫持這一事物的極端分子的恐懼。而不幸的是，人們正在劫持術語和語言，利用恐懼戰術來推動他們的社會和政治議程。」

「我的熱情是帶來清晰的信息。在所有這些混亂和搶劫中，成為一個清晰的聲音。我們已經了解到，誰控制了語言，誰就控制了對話，引導了敘述。所以人們正在劫持語言。因此，有人把像批判性種族理論這樣的東西，變成了一個檢查種族主義的萬能工具，」他說。

「然而，當我們回顧歷史時，我們能否認奴隸制嗎？吉姆·克羅？種族隔離？紅線？」他問。

「這些都是真實的事情。美國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實驗場，它使我們能夠讓它對其創始文件中所表達的理想負責。我認為這很奇妙，我們有責任這樣做。因為這些文件宣布了我們在聖經世界觀中的信念，即人類是有缺陷的，我們必須建立制度來解決這些缺陷，而事實上，由於有缺陷的人類正在創造這些制度和結構，它也反映出了這些缺陷。」

教會如何應對他們的男性挑戰？

伯納德認為，教會可以通過「重新確認聖經中的男子漢模式」，對男性做更好的宣傳。

我認為「守約者」正在做的，也是教會應該做的，就是重新確認聖經中的男子漢模式。我是很謹慎的這樣說，因為即使在教會裡也有各種不同的模式。他說：「我認為我們必須明白，當我們把男人當作家庭的基礎，把家庭當作社會的基礎時，我們將努力賦予男人權力；這會塑造他對自己以及他與家庭和整個文化關係的思考。」

伯納德說：「看，女權主義運動使男人陷入混亂。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否太強硬或者是太軟弱，而文化往往不是通過深思熟慮的中庸之道，而是通過極端的方式來回應。因此，它總是一種極端的反應。我認為現在是時候了，我們要處理這種混亂，讓男人恢復到符合聖經的身份，而不是走極端。要平衡，而不是走極端。我認為這對教會來說是一個偉大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