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民族和民族主义(第一部分)
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正针锋相对而文明的未来危如累卵。
《基督邮报》3月16日,莱安·弗雷(Ryan Foley)报导,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萨缪尔·高曼(Samuel Goldman)警告说:“进步的民族主义……试图将一个相当具体且有争议的社会秩序观强加于人。”
与此同时,教宗方济各则提议建立全球化的新世界秩序以对抗所有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1]
“世界再不会像过去那样(因为新冠疫情),”教宗说,然而,“正是在这场灾难中,我们必须抓住那些可能被证明是重建基石的迹象。”
教宗方济各以他的地位推行这席卷许多国家的观点,即历史正处于“重置”阶段。看来,新冠大流行病的影响与挪亚洪水相同——旧秩序土崩瓦解,让建立一个新世界体系的建立成为必要。
还在2019年5月时,教宗就在对宗座社会科学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发表了一次其细节令人不寒而栗的演讲:“当一个超国家的共同利益被明确界定后,需要一个专门法律构成的权力部门以促成其实施。”
教宗在演讲中提出,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权威机构,可以对抗“忽视共同利益且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
有许多自认是基督教的人,包括天主教徒、东正教徒、新教徒、福音派、五旬节派和灵恩派,他们对教宗偏袒全球主义以抵制极端的民族主义感到不安。
幼稚的做法是对极端全球化视而不见。
在民族主义加剧和全球主义逼近的嘈杂声中,上帝站在哪一边?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一个核子世界里,颤抖的双手正握着按钮,一旦按下,可能会消灭整个文明和其中的国家。在特朗普即将离任的时候,南希·佩洛西曾急切地希望特朗普不要接触到即将交给乔·拜登的核密码,这一点并不让人放心。
“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唐纳德·特朗普在他担任总统初期的兴奋期时如是说。拜登白宫中一些人相信,民主党人受到疫情的青睐,为他的当选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帝站在我们这边,”玛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说,她劝告她的盟友,如果遇到特朗普内阁官员,要“反击”。
阿道夫·希特勒在考虑对犹太种族——圣经中被标记为主的选民——进行种族灭绝时说:“我今天相信,我是在全能的造物主的意义上行事。”
“上帝是站在你这边的?” 1943年,约瑟夫·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嘲讽温斯顿·丘吉尔,“魔鬼是站在我这边的,他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苏联独裁者说。
历史上许多国家及其领导人都宣称得到上帝的特别支持。近代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了新的激烈程度。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这已经演变成一种民族主义,它宣称一种世界观和由此产生的体制优于所有其他的世界观,因此,它有权利——事实上是天命,不管是神的还是其他的——要使其他的国家服从。
这就是为什么扭曲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
然而,圣经明确指出,虽然上帝可能不是目前使用的“民族主义者”,但他确实爱各个民族。事实上,在他的历史大计中,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造物主对所有人的愿望是——他们享受他国度的属性——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马书14章17节)
因此,上帝从行为上而不是政治上看待国家。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人而不是国家机构。
希腊语马太福音24章14节里,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万民”这里的词是“ethnesin”,也就是英语单词ethnic(人种)的词源。显然,神对民族的关注不在于地缘政治,而是人。万民都按照他的形象所造,是生活在一个共同环境中的集群,以促进天国福音的传播。
在雅典,使徒保罗告诉哲学家们,神自己“从一本造出万族(ethons,是ethnesin的另一种形式)的人,住在全地上”(使徒行传17章26节)
在神的国度计划中,民族国家很重要,因为它们是可以将天国的信息倾注其中的熔炉。民族不一定是相同的种族,而是多样化的人类,他们有共同的世界观和生活经验,这有利于社区的成员能够在关系中彼此接受、学习、见证和服务。
新约教会理想地处于这种动态生活方式的核心,因为它是通过“圣徒团契”而兴旺起来的核心身体,并能将这种爱的关怀辐射到国家的十字架上。
全球主义不是民族主义的答案,上帝的王国才是。在基督再临,以他对所有国家命定的统治实现之前,国家在世界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保罗自己在雅典对话中是这么说的:“(神)要叫他们寻求神……”(使徒行传17章27节)
让我们的“民族主义”成为神国的民族。
我们在本系列的下一篇文章中探讨国家的重要作用。
[1] 教宗在与多梅尼科·阿加索(Domenico Agasso)的一系列访谈中浮现了这一提议,这些访谈结集为最近出版的God and the World to Come(暂译为“上帝与将要到来的世界”)一书。
华莱士·亨利(Wallace Henley),高产作家,休斯顿第二浸信教会(Houston's Second Baptist Church)高级助理牧师,曾在白宫和国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