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当代七假神（第二部分）

在《十诫昨日与今日》(The Ten Commandments Yesterday and Today)一书中，曾任纽约市曼哈顿基督教会的牧师作者詹姆斯·波顿·考夫曼(James Burton Coffman)指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识别出了他那个时代的许多虚假神灵。布莱恩列出的清单包括：黄金、时尚、名誉、安逸、智慧、旅行、战争、激情、机会和饮酒。考夫曼写道：“关于每一个和其他几十个神灵，可以写成卷帙浩繁的书。任何吸引灵魂注意力并在心中占据首要地位的事物，都是心灵中的神灵。第一条诫命明确指出，只有全能的上帝才是人类内心王座的合法权力者。除了全能的神自己，并无其他。”[1]

在之前的文章《当代七假神》中，讨论了当代的三个神灵：人文主义、历史主义和进化论科学。这种偶像崇拜很少被认作是偶像崇拜。当人们想到偶像时，他们通常会想到古代，人们对着被认为具有神力的奇形怪状的半动物半人类石像跪拜。虽然这种形式的偶像崇拜在今天的西方文化中较为罕见，但在世界某些地方依然存在。然而，现代的偶像崇拜更加精致。即使是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可能落入其掌握之中。

因此，约翰在他第一封书信中的警告：“小子们哪，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约翰一书5:21）。

以下是其他四个许多人奉献其心灵的神灵。

玛门

谁能诚实地否认金钱之爱在西方文化中以各种方式无所不在呢？

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很大程度上是由消费主义驱动的。产品新旧更替、最新科技、时尚潮流和奢侈品的不断推陈出新，突显了一个高度关注物质财富的社会。

全心全意追求财务成功，导致了普遍的工作狂现象，人们优先考虑职业和收入而非信仰和家庭。这体现在有些是自找的，有些是由雇主施压的长时间的工作中。太多人过度工作，导致倦怠、心理健康问题和家庭及社会关系的削弱。

金钱在政治中经常扮演重要角色，大量来自富人和大公司的财务捐款影响着政治竞选、政策和立法。这种影响经常破坏民主进程，以大多数人为代价推动有利于少数人的政策，削弱了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

政府救助，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救助，常被批评为用纳税人的钱拯救大金融机构和大公司。救助优先考虑强大实体的财务稳定，而不是普通人的福祉。它们是对政府资金的滥用，奖励不负责任的行为和贪婪，破坏了正义和问责的伟大道德原则。

今天的许多政府福利创造了依赖性，虽然初衷良好，但往往无法解决贫困的根本原因。这些计划常导致资金的滥用和缺乏个人责任感。它们延续了依赖循环和纳税人资金的滥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个人责任感和强烈的工作伦理。这样的优先考虑财务利益和权力，而非道德治理和公共利益，反映了与圣经忠实管理原则相冲突的金钱滥用。

美国的医疗保健部门受到财务利益的显著影响。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医疗服务的高额费用。尽管关于医疗作为宪法权利和普及健康保险的辩论很多，但医疗部门如何为其高成本辩护仍是一个问题。如果其他行业像医疗界一样收费，他们可能会被指控价格欺诈。医疗治疗、药品和医疗服务的高昂成本通常由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和医疗提供者的利润动机驱动。这种对利润的关注导致成本膨胀、必要服务的减少，以及一个优先考虑财务利益而非病人护理和道德考量的医疗系统。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因追逐金钱而受到批评。学费的上涨和毕业后学生负担的巨额债务，可以归因于大学和私人贷款机构的财务利益。教育界对财务利益的热衷导致了教育质量和可获得性的下降，大学优先考虑收入而非教育学生的使命。

基础设施项目导致了低效、腐败和资源错配，导致那些项目并不一定服务于公众利益。所谓的“无处可去的大桥”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计划在阿拉斯加建造一座大桥，连接凯奇坎市(Ketchikan)和其位于格拉维纳(Gravina)岛上的机场，而岛上人口稀少，交通有限。该项目预计获得2.23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并在2005年的交通法案中获得批准。这是“猪肉桶”支出的完美例子，即政府资金被分配给只惠及少数人的项目，对国民没有意义。由于公众对浪费支出的强烈反对，“无处可去的大桥”从未完成，成为政府挥霍公共资源的国家象征。当利润动机优先于真正的公众需求和财政责任时，这反映了对玛门的崇拜。

或许最糟糕、最令人发指的例子是教会对玛门的崇拜。教会，神的子民，竟如此严重违反“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诫命，这是对时代的悲哀评论。

在现代教会中，繁荣福音，或“健康与财富”教义是一种广泛信奉的信仰体系。它教导说，上帝希望每个信徒都有财务上的成功，并总是经历身体上的健康，这可以通过信仰、积极的言辞和向特定教会捐款来实现。这种教义的虚假承诺是，上帝会奖励那些有足够信仰和忠诚的人以物质财富和健康的回报。

然而，这一教义的问题在于，它优先考虑积累金钱和财产，而非为自己在天堂积累财富。它将尘世的快乐、财富和舒适置于认识神、遵行神的旨意和视邻人为己同等重要之上——这一点在正确认识和应用时可能代价不菲。

著名的美国神学家、牧师和作家约翰·派博(John Piper)明确表达了他对繁荣福音的强烈不满。他毫不含糊地表示，这种福音“玷污了”基督的福音。每一个真正的基督传道者都是这样想的！[2]

耶稣关于金钱的教导一贯强调财富和物质主义的危险。他提倡慷慨，并信靠上帝来满足人的需要。

新约圣经记载，有一天，耶稣遇到了一位富有的年轻人，问他必须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耶稣告诉他要遵守诫命，年轻人声称他从小就遵守了。耶稣随后告诉他去变卖所有财产，分给穷人，然后跟随他。圣经说，年轻人因为有很多财产而忧伤地离开了（马太福音19:16-22，马可福音10:17-22，路加福音18:18-23）。这个故事显示了金钱之爱如何成为这个年轻人生活中的偶像，阻碍他完全献身于神。他的财富对他来说，比他的属灵健康和与主的关系更重要。

这才是真相，虔诚地跟随基督可能会让人变得贫穷，而不是富有。耶稣这样教导金钱的正确地位：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马太福音6:19-21）。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马太福音6:24）

“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加福音12:15）。

在马太福音6:25-34中，耶稣通过一个关于富人的比喻对贪婪发出警告，一个富人积累了财富却突然去世。这个人专注于今生，结果在面对造物主时毫无准备。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物质需求担忧，因为上帝知道所需的一切。相反，他敦促首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承诺通过信赖上帝，所有其他尘世的需求将得到满足。

国家

在当代诸多神灵之中，没有哪个比国家更有影响力，也没有哪个能获得如此坚定的忠诚。国家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着具体而普遍的存在。人们常说道德无法立法，但这正是国家所做的。立法并不是在道德真空中进行的，每一项成为法律的立法倡议都是某种价值体系的编码。

今天，国家变得无处不在，指挥着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儿童的教育。国家在许多方面就像是现代的神灵，以一种与任何传统神明相媲美的权威塑造人们的存在。

再一次，注意赫伯特·施罗斯堡(Herbert Schlossberg)博士在其著作《毁灭的偶像》(Idols for Destruction)中对国家所说的话：

“当戴克里先皇帝颁布其苛刻的301号法令，摧毁了古共和国仅存的几项自由时，他通过称自己和同僚是‘全人类的警惕父母’来为此辩护。统治者们一直被扮演人民之父的角色所诱惑。A.P.勒纳(A.P. Lerner)在为国家指导国民经济辩护时，称配给制为国家应对人民实行的一种‘监护’形式，以‘防止愚蠢的消费’。作为明智父母而不是报复性法官的国家形象对许多人来说很有吸引力。他们中也包括那些完全错过了福音警告的教会当局：‘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23:9）。父亲不仅是权威的象征，也是供养的象征。‘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马太福音6:9，11）。指望国家提供食物是一种崇拜行为；我们理应向父母期待食物，而当我们将国家视为物质供应的来源时，我们对其行了偶像崇拜的礼。那些因吃了增多的饼和鱼而饱足的群众，准备接受基督作为他们的统治者，不是因为他是谁，而是因为这些供应。约翰·霍华德·约德(John Howard Yoder)正确地解读了这一场景‘发饼让群众称耶稣为新摩西，作为他们一直在等待的提供者和福利之王’”。

“今日，父爱国家[如今许多人称之为保姆国家]不仅养育其子民，还教育、安慰和约束他们，提供他们安全所需的一切。这似乎是对成年人的一种轻微侮辱，但实际上是一种大罪，因为它将国家从神赐的保护我们免受暴力的礼物变成了一个偶像。它为我们提供所有祝福，我们期待它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一旦我们堕落到这种程度……告诉国家官员管好自己的事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的整个生活都是他们的事。国家的父爱主义就像坏父母，希望他的孩子永远依赖他。这是一种邪恶的冲动。好父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训练他们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并知道不帮助他们摆脱依赖会伤害他们。父爱国家依赖于依赖性。当依赖者解放自己时，它就失去了权力。因此，它是寄生在它使之成为寄生虫的那些人身上的。因此，国家及其依赖者一起走向毁灭”。

“当父爱提供的安全取代了正义成为国家的职能时，国家就停止提供正义了。伪父亲不再对违法者执行判决，国家开始失去正义的好处。那些关心刑事司法系统陷入混乱的人应该考虑国家的职能已经变成了什么。因为国家只能是对父亲的糟糕模仿”。

“偶像国家使用同情的语言，因为它的意图是救世主般的。它发现大众困扰无助，如同没有牧人的羊，需要一个救主”。[3]

愿上帝拯救大众免于信仰国家这一虚假神灵。

受害者身份

在当代西方文化中，受害者身份也已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几乎像一种神灵，群众在其面前顶礼膜拜。对于许多人来说，虽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受害者化已经成为他们的神灵，他们将自己的痛苦和压迫经历提升到自己身份和社会叙事的核心。它成为他们自我认知和生活中互动的中心，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就像一个神灵及其宗教教义一样。

那些成功让别人接受他们在生活中遭受了巨大伤害的人，往往能够获得一种独有且特殊的道德力量和尊重。他们的观点和要求似乎更为正当和合法，以至于很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根本无法反驳他们的主张，否则将面临严重的反对或批评。对于这些人，要求给予特殊的权利是必要的。

这种地位，非常像神圣的恩宠，可以成为获得社会、政治和经济优势的强大工具，动员公众舆论，吸引媒体关注，并影响政策决策。就像宗教社区一样，受害者文化在那些认同自己为受害者的人之间培养了团结感，创造了一种共同的归属感和相互支持。

此外，受害者身份被用来为可能在其他情况下不可接受的行为辩护，将其框定为对压迫的必要反应。社会往往要求承认和尊重那些声称受害者的人所经历的事情，否则将面临社会排斥。受害者叙事也倾向于主导公共话语，塑造历史和当前事件的解读，压倒其他观点。

关于像贫困这样的事情，施洛斯伯格指出，受害者身份常常“吞噬整个个人”。[4] 他写道：

“它夺走了穷人的人性，取而代之的是受害者的本体地位。人道主义感伤的庇护之臂将利他主义洒向穷人，拒绝让任何批评落在他的行为上。责备反而落在环境上。宇宙据说无情地对受害者布置了它的力量，理所当然地因环境为他安排的命运而感到愤恨和自怜。他是由环境诞生的，由环境塑造的，由环境决定的。那位严厉的管理者永远不会放开他的控制，永远将他囚于本体论的受害者状态之中”。

“但环境的制造者必须付出代价，首先是一种无法弥补的负罪感，其次是一系列无休止的资源被勒索出来…【受害者论】将弱者、病者、无助者这些类别提升为美德，同时贬低强者和富裕者。在本体论受害者的国度里，力量是一种侮辱。为了让弱者永远不可能变得强大，否认了强者的可能性。从依赖中解放出来将受害者带回到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人类大家庭中。多么美好，保持作为一个受害者，被利他主义保护免受麻烦和责任的束缚？向强者施加虚假罪行的负担…引发了一种抵制，使他们【受害者】对自己真正的罪行悔改的需要盲目”。[5]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幽默政治故事，很好地阐明了这个道理。

据说有一天，一位共和党人、一个自由党人和一个民主党人分别坐在餐馆里，一个穷人走了进来；而这三个人都不知道，那个穷人其实是耶稣。

共和党人召唤服务员，要求他为穷人送上菜单上最好的食物，并将费用计入他的账单，服务员照做了。

自由党人请服务员给穷人倒一些冰茶，并计入他的账单。服务员也照做了。

民主党人接着要求服务员给那位贫困的人端来一块带冰淇淋的山核桃派，并计入他的账单。服务员照样完成了。

当耶稣吃完后，救主走到共和党人跟前对他说：“我饿了，你给了我东西吃。谢谢你。我看到你是盲眼的。” 耶稣接着使那人复明。

接着耶稣走到自由党人跟前，对他说：“我口渴，你给了我喝的。谢谢你。我看到你的手臂麻痹了。” 于是，主摸了那人的手臂，立刻那人的手臂就痊愈了。

然后耶稣走到民主党人跟前。民主党人迅速躲开耶稣，大声说：“别碰我！我百分之百残疾！”

这显然是一个假设情境，并非意在冒犯任何政治党派，但俗语说得好，“笑中有真。”

尽管在美国，奴隶制度已经废除了超过一百六十年，但对许多人来说，奴隶制的遗产仍然是他们集体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认为，奴隶制的历史创伤和系统性劣势塑造了他们当前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这种历史上的受害感成为他们集体身份的核心组成部分，并成为他们倡导工作的重点。

主张赔偿的个人将他们自己和社区成员的生活视为奴隶制历史不公正待遇的反映。他们不仅将自己视为追求个人成功的个体，还将自己视为一个被种族主义和剥削伤害的群体的代表。这种看法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互动方式和使命感。

要求赔偿主要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奴隶后裔应得到对其祖先所受不公正待遇的补偿。这种要求塑造了倡导者与整个社会互动的方式，通常用历史债务和道德责任来框架他们的论点。

对于联邦承认美国原住民部落而其他人则不能经营赌场的权利，可以被视为对这些社区历史上的不公正待遇和经济劣势的一种回应。这种特权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对美洲原住民由于殖民和随后的美国政策而遭受的系统性边缘化和深刻损失的一种补偿。实质上，这些权利的授予部分基于他们的历史受害经历。

然而，讽刺的地方在于赌博，尤其是赌场，本质上具有掠夺性。通过赌场运营来支持美国土著人的善意努力，反而将他们置于从前受压迫者成为剥削他人企业运营者的境地。

圣经对苦难和受害者的角度提供了不同的观点，教导人们虽然苦难是人类经历的一部分，但不应定义一个人的生命。相反，上帝呼召人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他们的身份，他可以带来医治和转变。罗马书第8章第37节强调，跟随基督的人是“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通过信靠基督与上帝的个人关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战胜困境者，而不是继续保持受害者的身份。同样，腓立比书第4章第13节鼓励信徒在基督里汲取力量和坚忍，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此外，圣经强调要为他人服务和彼此相爱，而不是基于自己的苦难寻求特殊特权。加拉太书第6章第2节教导说：“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圣经倡导互相支持和怜悯，而不是永远沉浸在受害者状态中。从根本上说，圣经对待受害者的回应是在主里找到我们的身份和力量，追求医治和转变，并在爱和服务中支持他人，超越对苦难的持续关注。

真正的赋能只能通过摆脱受害者身份而来。受害者这尊神延续了责备和依赖的恶性循环。向受害者化的神低头，剥夺了人们重要的美德，如坚韧、责任和自由。

认可

认可已经成为无数人每天顶礼膜拜的神祇。这位认可之神驱使人们寻求他人的认同、承认和肯定，而不是在上帝那里找到自己的价值。

如今，通过社交媒体追求认可变得毫不停歇。在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现称X）、TikTok、Snapchat、Pinterest、Reddit、YouTube、Tumblr、Discord、Telegram、Clubhouse、Quora、Viber、Line、Signal、Flickr、Medium、Parler、Mastodon、Rumble、Gab、Truth Social、Nextdoor、百度贴吧、KakaoTalk 和 VK等平台上，人们呈现精心打造的生活版本，追求点赞、评论和粉丝，用互动数量来衡量自己的重要性。他们展示理想化的形象，以获取赞赏和肯定。

社交媒体本身并非本质上邪恶，就像金钱不邪恶一样。问题在于对它的深切迷恋，这显示了人类内心深处某种不正常的东西。这种对认可的贪求和渴望是不适度的。每个人都追求名人地位。每个人都想要自己的真人秀。这是对自我的自恋迷恋，呼唤着：“看我。看我。爱我。爱我。庆祝我。庆祝我。我很特别，你不同意吗？”

对名人的崇拜，往往仅基于他们公众形象，而非他们对社会实际贡献，反映了生活中对认可深刻的需求。群众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时尚选择，甚至政治观点，希望获得同等的地位或同行的认可。这种现象的广泛程度令人震惊。

品牌经常利用名人代言他们的产品，利用名人的地位来确认消费者的选择。这种动态促成了一个循环，人们通过物质财富寻求认可，将自我价值与模仿名人生活方式的能力联系起来。

将名人提升至近乎神圣的地位往往改变了社会价值观。谦逊、努力工作和为人服务等品质被名利的表面魅力所掩盖，导致文化强调外表和即时满足，而非真正的成就和真实的道德品格。

过度追求接受往往使个人顺应社会规范和同伴期望，即使这些规范与其核心信念、信仰和价值观相矛盾。从社交圈子、政治圈子以及其他圈子中寻求认可，往往会导致个人道德品格的重大妥协。此外，对拒绝和排斥的恐惧可能如此强烈，以至于驱使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寻求他人的认可。

这就是跪拜认可之神的含义。

有一个老故事，讲城市一家人决定尝试广阔空间生活方式。他们购买了一座西部牧场。搬进约一个月后，一些朋友来拜访他们，并问起他们给牧场起了什么名字。父亲说：“我想叫它飞行W，我妻子想叫它苏茜Q，但我们的一个儿子喜欢巴尔J，另一个喜欢懒YY。我们决定妥协，叫它飞行W、苏茜Q、巴尔J、懒YY牧场。” 他们的朋友问道：“那你们的牛呢？” 这位父亲回答：“给牛烙上品牌的时候它被烫死了。”

当追求认可胜过原则时，结果是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失去了生命的意义。耶稣这样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甚么益处呢？”（马可福音 8:36）

对认可之神的崇拜已经渗透到几乎每个生活的主要机构中。这种对外部批准和肯定的普遍需求深刻地塑造了社会各个方面的行为和价值观。但在教会中，这种偶像崇拜的悲剧性影响尤为显著。

“天主教和新教的福音派，由于他们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在世俗大学接受培训，发现难以保持他们的独特性，因此他们的内部壁垒被攻破了”。

“因此，美国教会的主宰很可能是任何获得主导地位的文化或知识潮流。当福音书被选择性地用来展示‘真正的耶稣’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典范，或者是游击战士、社会民主党人、或心理健康的典范时，基督论就显示了这种倾向。这是一种智力和属灵贫瘠的配方，因为通过接受当下流行的假设，教会吸收了‘开明’人认为当前的结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教会只是被政治和社会体制用来将社会价值观整合到下一代中的另一种手段。它的被动使其变得可以接受，并确保了其无关紧要”。[6]

教会背弃独一真神，崇拜认可之神的最清晰例子之一发生在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初，基督教内部出现了一个名为“德意志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的运动。这个运动试图将基督教与纳粹意识形态和政策相结合，堂而皇之为了政治目的而妥协基督教原则。

德意志基督徒宣扬一种扭曲的基督教信仰，包含纳粹的反犹太主义信念。他们通过消除基督教中的犹太影响来“雅利安化”基督教。在政权的支持下，德意志基督徒控制了新教教会内的关键领导职位，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清洗反对他们观点的神职人员，推动对纳粹政府和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忠诚。

这种德意志基督徒与纳粹国家的联盟导致了对核心基督教价值观的公然妥协，例如反对种族主义、捍卫宗教自由和保护最弱势群体。德意志基督徒支持纳粹政策，包括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种族灭绝。

德意志基督徒与纳粹政权的合作对德国和教会都是灾难性的，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和精神危机。[7]

每个人都渴望归属，这是人的自然冲动。尽管大多数人以不同为荣，但实际上大多数人选择顺从人群。然而，有必要坦率和诚实：那些属于主并真诚跟随他的人会发现自己是反文化的一员。那些愿意遵守第一诫命，主之前没有其他神的人，必须愿意与这个世界的神明分道扬镳，无论是人本主义、历史主义、进化科学、财神、国家、受害者身份，还是认可。

第一诫命说，上帝不会容忍任何对手。“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20:3）。

索引

[1] 詹姆斯·波顿·考夫曼（James Burton Coffman），《十诫，昨日与今日》（The Ten Commandments Yesterday and Today，Fleming H. Revel公司，1961年），第22页

[2] 凯特·特罗普（Keith Throop），“约翰·派博（John Piper）解释他为何厌恶‘繁荣福音’。”改良浸信会博客（Reformed Baptist Blog,），2015年8月14日，https://reformedbaptistblog.com/2015/08/14/john-piper-explains-why-he-hates-the-prosperity-gospel/ （访问日期：2024年7月12日）

[3] 赫伯特·施罗斯堡（Herbert Schlossberg），《毁灭的偶像》(Idols of Destruction)，1983年出版，托马斯·纳尔逊出版社(Thomas Nelson Publishers)，纳什维尔，卡姆登，纽约，第183-185页

[4] 同上，第69页

[5] 同上，第69-70页

[6] 同上，第236-237页

[7] 维基百科：“德国基督徒（运动）。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rman_Christians_(movement) （访问日期：2024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