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師妻子自殺事件揭開母親們面臨的致命「健康危機」

在大流行病中保護生命

佛羅里達州格林維爾的蜜湖診所(Honey Lake Clinic)的臨床主任傑西卡·格林哈爾(Jessica Greenhalgh)告訴《基督郵報》，她不能具體談論佩奇·希爾肯(Paige Hilken)在亞利桑那州的精神健康機構接受治療時是如何死亡的。但她知道，當人們帶着他們的親人去接受住院精神健康治療時，主要是為了保護生命。

蜜湖診所是由一群牧師、臨床醫生和商人創辦的，他們看到了美國對基督教心理健康治療的需求。

「當談到有人要住院時，其目的是為了確保某人足夠安全，以便繼續在這裡和我們在一起，」格林哈爾說。「因此，很多設施是專門用來確保某人從危機中穩定下來，以便他們能夠回到他們的家庭或回到較低強度的治療中。我認為[她在診所中死亡]是不幸的。如果有人有自殺念頭，作為一名臨床醫生，我必須確保他們的安全。」

格林哈爾也同意研究人員的觀點，即需要更好地理解隨着母親身份而來的心理健康挑戰，甚至在醫療保健提供者中也是如此。

「我認為，有很多期望常常被放在母親身上，而我們並不總是認識到。很多時候，這些期望可能是不現實的，特別是如果沒有人知道這個人正在經歷什麼。」她說：「但是指定要為產後做服務的地方不多。」

「我曾在一個地方工作，他們[一些工作人員]試圖創建一個專門針對產後抑鬱症的部分住院計劃，但參與度很低。而且我認為部分原因是對產後服務意味着是什麼缺乏了解。」

格林哈爾說，當「缺乏認識」或理解時，會「導致一種孤獨或與眾不同的感覺，這也會增加精神疾病惡化的風險」。

華凱怡(Kay Warren)是加州馬鞍峰教會的聯合創始人，自從她的小兒子馬太a(Matthew)在2013年27歲時與精神疾病進行了長期而私密的鬥爭之後，她已經成為了一個直言不諱的精神健康倡導者。她告訴《基督郵報》，是將面臨心理健康危機的親人送入精神病院，還是在家中給予他們支持，這個決定可能很有挑戰性。

當被問及是用機構護理還是在家裡支持來幫助處於精神困境中的親人時，她說：「顯然，我在自己的兒子身上處理了很多問題，並為成千上萬的父母和家庭成員提供服務。這是一個兩方都受益的問題。」

「我認為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在不需要住院的時候讓人住院，我認為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在應該住院的時候不住院。所以你可能在任何一個問題上犯錯，」華凱怡說。

「有的時候適合機構護理，也有的時候適合在家裡接受家人和朋友的強烈干預。這真的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總是需要有一些空間，我們可以讓人們遠離自己。然後，也會有其他時候，這樣做實際上會使情況變得更糟。」

「我作為一個母親發言。我不確定我是否知道如何保護我兒子的安全。在他去世後的這些年裡，我學到了一些東西，有一些方法可以讓家庭非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幫助一個人度過也許是強烈渴望自殺的季節，但它會過去。但也有其他時候，例如，當他們的精神病[太大]，你無法理性上分析它，」她繼續說。「這需要極大的智慧，以及極大的洞察力和辨別力，才能知道在什麼時間點需要哪種方法。而事實是，不幸的是，人們在這兩端都會犯錯。」

格林哈爾說，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這種微妙的辨別力甚至更加複雜。

「在這場大流行中，有很多人被隔離，這是我們看到的一個主要增長點。當我們沒有感覺到和人有關係時，就會出現自殺現象。」她說：「我們的存在是需要友誼的，我認為對很多人來說，這種大流行病首先在我們與其他人建立聯繫的能力方面造成了衝突。」

在7月更新的《紐約時報》專欄文章中，精神病學家普伽·拉克希明(Pooja Lakshmin)也指出，在這場大流行中，孕婦和產後婦女的脆弱性增加。

「作為一名專門照顧孕婦和產後婦女的精神科醫生，我看到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我的病人中憂慮、強迫症、無望感和失眠的情況有所增加。而且我的觀察並不不是個案。」她寫道：「在全世界範圍內，心理健康專家都在關注這個問題。」

拉克希明引用了一篇斯堪的納維亞婦科雜誌的社論，呼籲關注孕婦和新手媽媽們在持續時間較長的全球大流行中會遇到的心理困擾，並引用了中國浙江大學關於一名婦女在懷孕後期感染了COVID-19並出現抑鬱症狀的報告。

談論孕產婦心理健康的鬥爭

在布魯克林第一長老會(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Brooklyn)擔任高級牧師的阿德里安·索恩(Adriene Thorne)牧師說，她對最近關於產婦自殺和自殺傾向的調查結果並不感到震驚。

「這是我認為令人震驚的事情嗎？不，我沒有。」索恩開始說。

「我在以前的教堂帶領過一個母親們組成的小組，它實際上是由會眾中的一個成員發起的，她自己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希望與其他母親對話，以獲得相互支持。我自己當時也有一個孩子。我記得在我的孩子出生後，我個人經歷了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她透露。

索恩解釋說，在結束三個月的產假回到教會後，她最初的做法是去談論「上帝是信實的」和分享她所經歷的喜悅。但是，她也在與她的小組的母親們的禱告會中選擇了分享「這個深刻的谷底，我是完全沒有做好準備的」。

「我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糾結很久，而是真的把它作為一種方式，來表達上帝是信實的，」她說。「在我帶領那個禱告會之後，所有這些媽媽都向我走來。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個兩個孩子的媽媽，她說：『是的。之所以沒有人談論生產後這種很深度的悲傷，』是因為她所稱為的『母性崇拜』的緣故。我就想，『再給我多講一講』。她說，『好吧，每個人都在談論有孩子是多麼偉大的事情，確實如此。每個人都在談論母性的本能，以及女人們如何生來就是做這件事的。』」

「我想這就是她所說的邪教——這種觀念認為你作為一個母親應該知道要做什麼，不僅應該知道做什麼，而且應該做得很好，並為此欣喜若狂。而現實要複雜得多，我想表達的是，」索恩說。

這位紐約市的牧師談到了如何應對睡眠不足和「荷爾蒙激增」。她還回憶起與她的醫生討論過做母親的挑戰。即使有大量的資源和支持供她使用，索恩也無法保護自己不產生傷害自己孩子的想法。

「我的姐妹們都來了，我媽媽也來了[幫忙]。她（我的醫生）說，想想那些沒有這些條件的婦女，她們是單身母親，她已經有其他的孩子了。當她說這句話時，她接下來說的是『現在你明白為什么女人把孩子留在灌木叢下或留在消防隊了』。」

「她說，『你沒有經歷過就不會明白。當你在[報紙]上讀到這件事時，你會說，'哦，我的上帝，一個如此幸福、處於快樂巔峰的母親怎麼會把她的孩子留在垃圾箱裡呢？』」

索恩說，直到她有了自己的孩子，經歷了睡眠不足和荷爾蒙激增，她開始理解了。

「我記得在我公寓的陽台上，抱着我的孩子。我走出了陽台上，對自己說：『哇，我想把孩子扔下去。』我被這一想法嚇壞了，我退到公寓裡，坐在沙發上，給我姐姐打電話，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回憶說。「我只是在抽泣。我說，『這就是所發生的事情，這就是所發生的事情。我出什麼問題了嗎？』因為文化上說的都是，這應該是你生命中最幸福的時刻。」

「我那時候並不是處在難過的情緒中。我也不是特別累。我只是覺得我有問題，我就是這麼想的。」索恩繼續說。「我姐姐說，我那樣想對我是很有幫助的，『這很正常，索恩。我們都經歷過這種情況。你沒有那樣做。所以沒關係。』」

然而，與索恩不同的是，許多新媽媽在精神痛苦的折磨下殺了自己孩子。

據美國廣播公司7日報道，今年6月，24歲的母親德哈內·賈雷爾(Dejhanay Jarrell)帶着1個月大的孩子和2歲的孩子獨自住在布魯克林(Brooklyn)布朗斯維爾(Brownsville)區洛克威公園路(Rockaway Parkway)的一棟樓里，她把孩子們從二樓的窗戶扔了出去，然後自己也跳下了窗戶。

三人都活了下來，但賈雷爾被指控謀殺未遂。其它幾個故事也突出了紐約市的母親帶着年幼的孩子跳樓自殺，或全美各地的其他產婦謀殺自殺事件的情況。

「我認為反對女性成了一種文化，這個文化告訴你生孩子是有史以來發生在你身上的最好的事情，而沒有說，這裡面也有谷底。有黑暗的一面，」索恩重申說。「這個陰暗面是，你會出現荷爾蒙失調，疲勞。還有媽媽們沒有得到她們需要的幫助，缺乏兒童保育。」

「事實上，我們與我們的支持網絡相隔甚遠——我的父母在華盛頓，我在紐約——所以我媽媽不得不努力來幫助我。我的姐妹們不得不長途跋涉。我們沒有生活在家庭網絡中，無法為我們提供非洲諺語所說的『村莊』來撫養孩子。我們沒有這個條件。如果我們沒有財政資源，特別是在我居住的紐約這樣的城市，你就得靠自己。」索恩解釋說。

她認為，文化上的轉變，包括就產婦心理健康進行更公開的對話，以及為母親建立一個更強大的安全網，可能有助於緩解危機。

「我希望有一些文化轉變和公共網絡。為媽媽們建立一個安全網。對於我們這樣一個不提供托兒服務的工業國家。我認為美國是少數幾個甚至是唯一的工業化國家之一，在其生產水平上，不支持母親和兒童。對婦女來說，平衡工作、生活以及撫養孩子是非常困難的。我認為這是另一個神話，超級媽媽的神話，認為媽媽們應該能夠做到這一切。但實際是你不可能都做到這一切，」索恩說。

「我認為，一旦生孩子不是都幸福和快樂得，這對女性來說就成了一種很大的恥辱，所以我們不談論這個黑暗面。我甚至對我自己的姐妹們說，『你們為什麼不告訴我有這個黑暗面？』她們也只是聳聳肩。因此，我有點把檢查媽媽們的情況作為我的任務，對媽媽們說，這種情況會發生在你身上。」

華凱怡對此表示同意，當涉及到自殺時，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越多，特別是當涉及到母親時，越多的人可以得到幫助。

「圍繞自殺的恥辱，它仍然是最後的禁忌之一。談論這個問題仍然非常困難和不舒服。這是一件發生在人們身上、發生在家庭中的令人心碎的事情。」她說：「我們越是不舒服，我們越是要能談論它，那些處在這個風險中的人就越能得到他們需要的幫助。」

許多教會目前的情況還處於關注產婦心理健康甚至不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而作為美國最大的教會之一的馬鞍峰教會，自從幾年前出現一名年輕會友殺死她的新生兒並自殺事件後，一直在積極處理這個問題。

「我想可能是因為馬鞍峰是一個如此大的教會，我們經常與成千上萬的人打交道。幾年前，我們教會發生了一起非常悲慘的損失，一位患有產後抑鬱症和精神病的母親奪走了她和她孩子的生命。那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消息，因此我們成立了第一個產後抑鬱症支援小組，」華凱怡說。

「作為一個祖母，為了她自己經歷過的痛苦，她想強調產後抑鬱症的現實，以及它不僅是困難，而且可能是致命的，所以成立了這個支援小組。」她解釋說：「其他一些媽媽也加入進來，她們既是領導者，也有自己的經歷，或在那裡幫助其他新媽媽。」

華凱怡也同意，特別是對新手媽媽或年輕媽媽來說，要調和媒體或社會上灌輸給她們的經常被浪漫化的母性觀點與她們面臨的現實之間的關係往往是非常困難的。

「我認為這可能會導致一些深刻的羞恥感和內疚感，因為我們真的把母性浪漫化了，就像我們把婚姻浪漫化一樣。」她說：「當你自己的個人經歷與媒體上的浪漫化版本不一致時，或者在我們彼此講述的所有故事中，或者在所有的廣告中，使人覺得婚姻是發生在你身上最好的事情，或者做母親是發生在你身上最好的事情，而當你自己的生活經歷與此不同時，你會懷疑『我有什麼問題？』」

「作為一個年輕的媽媽，我為什麼有不喜歡這個孩子的感覺？或者為什麼我想到要傷害孩子，或者為什麼我睡不着？為什麼它不像所有書本、電影和雜誌上說的那樣呢？因此，我認為這種羞恥感會導致媽媽們無法尋求幫助。」華凱怡解釋說。

「我認為也有的人會想：這樣的想法終於將會過去。這只是一個短暫的事情，我會克服它，我會進入其他人說的很好的那個狀態，她們有的只有對這個孩子感到興奮，有時確實如此，因為這事很正常的。」

「大約80%的婦女會經歷產後憂鬱症，因為你的身體在荷爾蒙上適應了沒有懷孕......然後對其他一些婦女來說，它不會消失。事實上，它變得更糟，或者在幾個月內不斷嚴重，」華凱怡補充說。「現在媽媽們有很多壓力，要成為女超人、超級媽媽，超人類，要過非常田園詩般的生活，要非常浪漫。生活通常比這要真實得多。它要難得多。」

對陷入困境的媽媽的誹謗，有信仰的人的機會

在缺乏全國性對危機的應對的情況下，華凱怡認為，許多教會中主要由女性組成的信仰團體現在有一個獨特的機會來回應這個危機，特別是在支持年輕母親們的方面。

「我認為，我們在信仰的共同體所擁有的，使得我們有機會與年輕的媽媽們並肩作戰。我們有一個名為《寶藏》的聖經學習，是為年輕媽媽準備的。它的全部意義不在於美化母性，也不在於將其浪漫化，而在於每周在那裡提供非常有力的支持，讓女性們的屬靈根基深深地與上帝相連，深深地與對方相連，以便她們能夠擁有這樣的社區。這樣，她們就不孤單了。」華凱怡說。

「她們的媽媽、阿姨和奶奶可能住在離她們三個州遠的地方，但那裡有一群女性，她們每周都會在那裡支持她們，希望能幫助她們在現實中認識到，這不是浪漫的版本。它實際上比這難得多。」華凱怡解釋說。「她們也不會因為去尋求幫助而感到羞恥。她們不覺得尷尬，她們不覺得猶豫。她們知道她們會被接受，有人會知道該怎麼做——如何將她們與醫生聯繫起來，確保她們得到需要的幫助。」

這位大型教會的聯合創始人還希望社會停止詆毀那些在精神痛苦中自殺身亡或傷害孩子的母親。

「對於那些將自己的生命與孩子的生命一起帶走的母親，幾乎對她們的輿論只剩下詆毀了，有時我們在進一步查看時發現，這些母親正經歷着產後抑鬱症或產後精神病。而當你能開始理解這原本不是某人的品性時...... 」華凱怡強調。

「她們所做的，當然是邪惡的。它（疾病）殺死了她們的孩子。那是邪惡的。但動機不是來自一個邪惡的人，而是來自一個身體背叛了她的人，如果你願意接受的話。她的身體和大腦出現了故障。這種產後精神病實際上需要同情，而不是判斷和詆毀，」她繼續說。

「我認為，當我們甚至可以轉向把[它]幾乎看成是一個完全的醫學問題時，那麼它可以減少羞恥感，它可以鼓勵我們說，『我們將更加開放，談論它。我們將為這些媽媽們做我們能做的事情。我們要確保她們得到她們需要的幫助。因此，在一天結束時，教會可以發揮強大的作用，承認產後抑鬱症的醫學性質，那些容易受到產後抑鬱症影響的婦女，以及與脆弱的母親在一起的嬰兒，我們可以作為拯救生命的人，而不只是默默的鼓勵或者隱藏甚至是羞辱她們的人，」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