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抗議殺害喬治·弗洛伊德是捍衛生命事件？

因為脖子被壓在別人的膝蓋之下，星期一晚間，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蘇達警方控制下停止了呼吸。

周二凌晨，17歲的目擊者達內拉·弗雷澤(Darnella Frazier)在臉書直播上分享的一段關於他死亡的視頻如病毒一般傳播，數百萬人看着戴着手銬的弗洛伊德面朝下躺在地上，乞求呼吸。他哭着喊他的母親，並反覆喊道："我不能呼吸了。"德雷克·肖溫(Derek Chauvin警官不斷地跪在他的脖子上。

肖溫跪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用力地掐住他的脖子，讓他的鼻子流血。大約四分鐘後，他最終變得一動不動，沉默不語。儘管如此，肖溫還是繼續把膝蓋按在他的脖子上，至少又持續了三分鐘。

弗雷澤和其他旁觀者，包括一個受過訓練、不在崗的緊急急救員，乞求肖溫停下來，但他們被威脅、受阻無法幫助弗洛伊德。他們請求警官查一下弗洛伊德的脈搏，但警官沒有採取任何拯救弗洛伊德生命的措施。

救護車隨後趕到，醫護人員將他的屍體搬離現場，放在輪床上。據《星壇報》(Star Tribune)報道，弗洛伊德在這次遭遇後約90分鐘後被宣布死亡，但在現場的目擊者看來，他當時似乎已經死了。

"這真是太瘋狂了，兄弟。他們真的在食品店殺了人，」弗雷澤後來在後續視頻中回憶道。

"警察當着大家的面殺了他的兄弟。...他們殺了這個人，兄弟。他在哭，告訴他們'我無法呼吸'和一切。他們不關心兄弟。他們殺了這個人。這就像我第一次親眼目睹的死亡。...我在發抖，因為太瘋狂了。我從沒見過這麼近距離地目睹過什麼，"她說。

我也在發抖。我覺得自己好像無法呼吸。我的心跳加速了。我忍不住淚水從眼眶裡滾出來，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賈馬爾·蒂斯比(Jemar Tisby)是見證(The Witness)的總裁，他描述了我當時的切身感受。「我已經麻木了。那種麻木，並不意味着你什麼都感覺不到，而是你一下子感覺到所有的東西，不知道該怎麼稱呼它，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這並不是我第一次在視頻中看到警察殺人事件。還有其他的警察殺人記錄，比如2016年明尼蘇達州的菲蘭多-卡斯蒂利亞(Philando Castile)之死和2014年紐約州史坦頓島的埃里克·加納(Eric Garner)，但弗洛伊德的殺人事件給人的感覺不一樣，我還不能說明原因。

通常情況下，當事情深深地困擾着我，以至於我不知所措，似乎什麼也幫不上忙的時候，我就會求助於神，我就會禱告。在這個問題上，我找不到新詞可以對神說。此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像耶利米一樣哭泣。

「但願我的頭為水，我的眼為淚的泉源，我好為我百姓中被殺的人晝夜哭泣。」耶利米在9章1節中如此哀嘆。

就在一天前，在我居住的紐約市，另一個離家更近的視頻讓我不寒而慄。一名白人女子艾米-庫珀(Amy Cooper)，現在被稱為 "中央公園的凱倫"，她向鳥類觀察者，黑人克里斯蒂安-庫珀報警，因為他要求她在中央公園被稱為 "狂歡區"(Ramble)的路段拴住她的狗。她在報警電話中假裝自己被攻擊，並製造出痛苦的感覺，同時強調攻擊她的人是一名 "非裔美國人"。我想象着，如果把警察引入其中，相信她說的是真的，那名黑人男子會有什麼結果。

我在推特上看到這兩個視頻後，決定不寫什麼，因為我不抱希望。福音派的人似乎對很多關於種族正義的事情從來都不感興趣，這一切真的太痛苦了。我內心深處的痛苦糾結太多，要解開這些糾結，實在是太費勁了。但視頻，尤其是弗洛伊德被殺的畫面和他瘋狂的呼救聲，讓我的思緒不斷地在小規模的爆炸中糾纏。

慢慢地，我開始明白為什麼弗洛伊德的死會讓我如此困擾。那就是他的呼救聲似乎沒有得到應答，他哭喊他死去的母親的方式。

我記得十幾年前，當我還在為《紐約郵報》報道犯罪問題時，我是如何在被兩名紐約警察逮捕並短暫地關起來後的幾個小時裡，偷偷哭着喊媽媽的樣子。我曾試圖把它埋葬在記憶中，卻沒能把它遺忘，它就像一個幽靈一樣拒絕離開。

那兩個警察指責我想偷自己的車，在沒有證實我當時住的地方就隔三所房子的情況下，就把我從黑暗的人行道上綁架了下來。

就像2018年時，年輕的克里斯蒂安·博塔姆·吉恩(Christian Botham Jean)在達拉斯的公寓內被下班後的警官安培·蓋爾格(Amber Guyger)誤殺一樣，我被視為罪犯，被當成罪犯對待。

像吉恩一樣，我也是在加勒比地區長大的基督徒。我還沒有完全接受過美國黑人的洗禮，我也沒有完全理解這個國家在種族上是如何分化的。我在幾個月前剛剛完成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學業，我真正相信——就像典型的不受影響的白人一樣——只要我遵守法律，努力工作，一切都會好起來，公義和公平就會占上風。

不過，那天晚上我很快就意識到，只要有一個錯誤的動作，我就可能會死。當警察給我戴上手銬後，我閉上嘴，坐在警車的後座上。我感覺到上帝的強大存在讓我保持冷靜，儘管我的腦海中響起了許多爆炸聲，警笛聲在寒冷的秋夜裡響徹整個布朗克斯區。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短暫地發現自己身陷囹圄，直到我被迫透露我是紐約郵報的記者。我很快就被釋放了，我在寒冷的天氣里從分局走回家，走了大約兩英里，什麼也沒感覺。

我也毫無感覺地上床睡覺了，但第二天早上醒來時，我卻哭着喊媽。我想象着弗洛伊德在懇求警官們讓他喘口氣的時候，一定也是那種徹徹底底的無助感。他是如何拼命地掙扎着向這些警官們展示他的人性，而這些警官們卻不願意看到。

警方以「擾亂秩序」和「無理取鬧」為由傳喚我。兩項指控都是謊言，但我被迫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在一些相當優秀的律師的幫助下，法官把他們推翻了。

我會繼續寫下我的經歷，並在媒體採訪中提高我的聲音，但在美國還有許多有色人種的人經歷了更多的痛苦。有些人活了下來，講述了他們的故事，還有很多人沒有活下來。對於那些活下來的人來說，創傷與我們同在，我們只需學會應對，同時祈禱和推動美國更完美的結合。

有很多福音派的人似乎並不了解種族主義是多麼致命，我明白。在我因為想偷自己的車而被捕之前，我並沒有意識到非白人的皮膚在一個少數族裔不斷被貶低的系統中是多麼危險。但我被迫學習，因為我的生命就靠它了。

我相信，此時此刻，上帝正在呼喚他的子民在美國的種族主義問題上懺悔，如果我們都認真傾聽，上帝就會有一條強大的建設性和救贖性的變革之路，可以促進對我們共同人性的尊重。

福音派人士都是支持生命的人，我堅信，如果沒有其他的原因，反對任何威脅到我們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生命的事情，也必須作為支持生命的問題來對待。

我們都是殺人事件的目擊者，對於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幾乎沒有什麼疑問。讓我們以耶穌的名義為正義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