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杀列入医保

在美国，如果一个26岁的男人走进医院，说他因为抑郁想死，得到的回应不是协助死亡的手续，而是精神病学评估。这是自杀监视，是干预。

我们在这些时刻介入，因为严重的抑郁症会损害判断力。处于危机中的人可能无法清晰权衡未来，或以稳定方式评估后果。保护，而不是许可，才是标准的回应。

在加拿大，同样是这个26岁的年轻人，却被批准死亡。

基亚诺·瓦法伊安(Kiano Vafaeian)患有1型糖尿病、视力受损严重，还有抑郁症病史。他并没有身患绝症。也没有濒临死亡。根据公开报道及其家人的声明，他寻求加入加拿大的“医疗协助死亡”(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简称MAID)项目。据报道，他最初被拒绝，后来获得了批准。

2025年12月30日，通过加拿大医疗保健系统协助，他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准确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很重要。

根据加拿大现行法律，单单精神疾病尚不能使人具备申请MAID的资格。议会原则上批准了一项扩大范围的法案，允许精神疾病作为潜在疾病的患者也获得申请资格。法案的落实虽被推迟，但该国计划于2027年3月17日实行。

然而，自2021年起，如果非绝症患者患有严重且无法治愈的疾病或残疾、导致他们遭受自认无法忍受的痛苦，且有两名独立执业医生认定患者有能力做出决定，他们就可以在所谓的“第二途径”（Track 2）下获得申请终结生命的资格。

抑郁症可能与这些情况同时存在。行为能力（Capacity）是关键。

要接受MAID，一个人必须被认为有能力理解相关信息，并认识到该决定可合理预见的后果。在这个案例中，两名执业医生得出结论，认为达到了这一门槛。

这是法律途径。

道德问题在于，严重的抑郁症者是否能具备对结束自己生命做出稳定、完全可靠判断的能力。

几十年来，西方社会一直将自杀意念视为精神科急症。公共卫生运动敦促干预。在许多美国司法管辖区，处于急性自杀危机中的人可能会被暂时强制拘留，这正是因为他们的判断力可能受损。

同意需要行为能力，这需要清晰的头脑。

加拿大的安乐死制度，显然地和这确立已久的原则处于紧张的关系。

扩大安乐死申请资格并非悄然发生。2016年，在加拿大最高法院作出“卡特(Carter)案”裁决后，协助死亡在法律上获得承认，但最初仅适用于“死亡可合理预见”的情形。2021年，加拿大议会通过了C-7法案，取消了这一限制。自此，适用范围不再局限于临终患者，进一步扩大申请资格。

数据反映这种转变。加拿大卫生部报告称，2023年有15,427人通过MAID死亡，占该国当年所有死亡人数的4.7%。2024年的报告显示有16,499人通过MAID死亡，占所有死亡人数的5.1%。

这不是一个边缘的例外。它已成为医保系统既定的一部分。

加拿大实行政府资助的单一支付者医疗体系。政府为精神科护理、慢性病管理、残疾支持和长期治疗买单，也为协助死亡提供资金。

不必质疑谁的动机，也能看到其中存在的结构性张力：当提供医疗服务的一方同时也是出资方，而长期治疗费用高昂、协助死亡却成本较低时，就必须设立格外严格的保障措施，才能真正保护弱势群体。

相反，资格却被放宽了。

基督教对人类尊严的理解始于一个比现代自主权更古老的真理：人类有神的形像。这种尊严不因健康状况、独立程度、生产能力或情绪状态的变化而改变。它不会在一个人感到自己是个累赘或不堪重负时消失。它也不会在抑郁的黑暗中蒸发。

痛苦不会削弱一个人的存在价值。

议会原则上批准将协助死亡扩大到仅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即使由于安全担忧一再被推迟实行——这一事实揭示了这场辩论已经走得有多远了。

一个社会曾经将自杀的绝望视为需要干预的病症，现在正在构建能在某些情况下使其正当化的法律框架。

基亚诺·瓦法伊安才26岁。在许多美国司法管辖区，他想要死的声明会引发立即的干预和保护。在加拿大，它却引向批准死亡的流程。

这种对比不应仅仅让我们感到不安。它应该让我们变得警醒起来。

当一个国家从预防自杀转变为促成自杀时，这转变不仅仅是程序问题。这是文明层面的事件。我们已经从保护弱势群体，跨越到了认同他们的绝望。

怜悯和尊严这些词依然存在，但它们不再是曾经的意思。过去，关怀意味着在受苦的人和不可挽回的伤害之间撑起一道防线。现在，它意味着在授权书上签字。

我对自杀有第一手认知。我亲眼见过抑郁症会对一个人的判断力造成什么影响。我见过它留下的毁灭性后果。绝望不是理智的状态，而是一种病态。

一个被抑郁阴云笼罩的年轻人，不需要国家来确认他最黑暗的想法是合理的。他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社会对他说“不”。

如果绝望可以被认证为同意，那保护就已然崩塌。而当对精神病患者的保护崩塌时，没有一个深陷痛苦的人是真正安全的。

这不是怜悯。这是披着关怀外衣的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