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殺列入醫保

在美國，如果一個26歲的男人走進醫院，說他因為抑鬱想死，得到的回應不是協助死亡的手續，而是精神病學評估。這是自殺監視，是干預。

我們在這些時刻介入，因為嚴重的抑鬱症會損害判斷力。處於危機中的人可能無法清晰權衡未來，或以穩定方式評估後果。保護，而不是許可，才是標準的回應。

在加拿大，同樣是這個26歲的年輕人，卻被批准死亡。

基亞諾·瓦法伊安(Kiano Vafaeian)患有1型糖尿病、視力受損嚴重，還有抑鬱症病史。他並沒有身患絕症。也沒有瀕臨死亡。根據公開報道及其家人的聲明，他尋求加入加拿大的「醫療協助死亡」(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簡稱MAID)項目。據報道，他最初被拒絕，後來獲得了批准。

2025年12月30日，通過加拿大醫療保健系統協助，他終結了自己的生命。

準確了解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很重要。

根據加拿大現行法律，單單精神疾病尚不能使人具備申請MAID的資格。議會原則上批准了一項擴大範圍的法案，允許精神疾病作為潛在疾病的患者也獲得申請資格。法案的落實雖被推遲，但該國計劃於2027年3月17日實行。

然而，自2021年起，如果非絕症患者患有嚴重且無法治癒的疾病或殘疾、導致他們遭受自認無法忍受的痛苦，且有兩名獨立執業醫生認定患者有能力做出決定，他們就可以在所謂的「第二途徑」（Track 2）下獲得申請終結生命的資格。

抑鬱症可能與這些情況同時存在。行為能力（Capacity）是關鍵。

要接受MAID，一個人必須被認為有能力理解相關信息，並認識到該決定可合理預見的後果。在這個案例中，兩名執業醫生得出結論，認為達到了這一門檻。

這是法律途徑。

道德問題在於，嚴重的抑鬱症者是否能具備對結束自己生命做出穩定、完全可靠判斷的能力。

幾十年來，西方社會一直將自殺意念視為精神科急症。公共衛生運動敦促干預。在許多美國司法管轄區，處於急性自殺危機中的人可能會被暫時強制拘留，這正是因為他們的判斷力可能受損。

同意需要行為能力，這需要清晰的頭腦。

加拿大的安樂死制度，顯然地和這確立已久的原則處於緊張的關係。

擴大安樂死申請資格並非悄然發生。2016年，在加拿大最高法院作出「卡特(Carter)案」裁決後，協助死亡在法律上獲得承認，但最初僅適用於「死亡可合理預見」的情形。2021年，加拿大議會通過了C-7法案，取消了這一限制。自此，適用範圍不再局限於臨終患者，進一步擴大申請資格。

數據反映這種轉變。加拿大衛生部報告稱，2023年有15,427人通過MAID死亡，占該國當年所有死亡人數的4.7%。2024年的報告顯示有16,499人通過MAID死亡，占所有死亡人數的5.1%。

這不是一個邊緣的例外。它已成為醫保系統既定的一部分。

加拿大實行政府資助的單一支付者醫療體系。政府為精神科護理、慢性病管理、殘疾支持和長期治療買單，也為協助死亡提供資金。

不必質疑誰的動機，也能看到其中存在的結構性張力：當提供醫療服務的一方同時也是出資方，而長期治療費用高昂、協助死亡卻成本較低時，就必須設立格外嚴格的保障措施，才能真正保護弱勢群體。

相反，資格卻被放寬了。

基督教對人類尊嚴的理解始於一個比現代自主權更古老的真理：人類有神的形像。這種尊嚴不因健康狀況、獨立程度、生產能力或情緒狀態的變化而改變。它不會在一個人感到自己是個累贅或不堪重負時消失。它也不會在抑鬱的黑暗中蒸發。

痛苦不會削弱一個人的存在價值。

議會原則上批准將協助死亡擴大到僅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即使由於安全擔憂一再被推遲實行——這一事實揭示了這場辯論已經走得有多遠了。

一個社會曾經將自殺的絕望視為需要干預的病症，現在正在構建能在某些情況下使其正當化的法律框架。

基亞諾·瓦法伊安才26歲。在許多美國司法管轄區，他想要死的聲明會引發立即的干預和保護。在加拿大，它卻引向批准死亡的流程。

這種對比不應僅僅讓我們感到不安。它應該讓我們變得警醒起來。

當一個國家從預防自殺轉變為促成自殺時，這轉變不僅僅是程序問題。這是文明層面的事件。我們已經從保護弱勢群體，跨越到了認同他們的絕望。

憐憫和尊嚴這些詞依然存在，但它們不再是曾經的意思。過去，關懷意味着在受苦的人和不可挽回的傷害之間撐起一道防線。現在，它意味着在授權書上簽字。

我對自殺有第一手認知。我親眼見過抑鬱症會對一個人的判斷力造成什麼影響。我見過它留下的毀滅性後果。絕望不是理智的狀態，而是一種病態。

一個被抑鬱陰雲籠罩的年輕人，不需要國家來確認他最黑暗的想法是合理的。他需要一個足夠強大的社會對他說「不」。

如果絕望可以被認證為同意，那保護就已然崩塌。而當對精神病患者的保護崩塌時，沒有一個深陷痛苦的人是真正安全的。

這不是憐憫。這是披着關懷外衣的遺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