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亚当扮演上帝：为什么超人类主义不会有好下场

公元2000年，克莱格·凡特(Craig Venter)、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与时任总统克林顿一起同宣布绘制人类基因组计划。

自是而后，凡特就成了合成生物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该学科与基因工程有着多学科的交叉关系。

他最近对《华尔街日报》发表的言论让我不寒而栗。凡特说：“我们一定要学会去接受这样一个观念，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是由软件驱动的，要去理解这软件会如何影响我们的人生。一旦我们改换了这些软件，那么你就能改变了物种，也就是说，改变了我们。”

《华尔街日报》所选文章的标题描述了我们能如何“控制我们的进化”，但既然进化通常被认作是一个缺少引导的过程，那这段表述本身就存在着错误。凡特真正在描述的东西其实能更好地能被形容为扮演造物主角色，而其他人是亚当。

顺便说下，人类在一段很长的历史中都一直试图去重新发明我们这物种。共产主义者谈论过建造“新苏维埃人”，那是一个“无私、有学识、健康、乐观”的人种，那会有助于建立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乌托邦。法西斯主义则说过“要有一种新的人类，是行动力、暴力和阳刚之气的楷模”，从而免于个人主义的玷污。

好吧，上述两个主义都失败了，不过在失败之前，它们都引发了此前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

现在轮到科学主义试试重新发明人类了。这符合唯有经验科学才是真理准则的世界观，它的做法就是把人降格为生物机器，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够通过交换下零件或者鼓捣下“软件”来生产出来一些新的东西。

这些做法被称为“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其目标是“使用技术手段在根本上[改造]人类的状况，从而极大增强人类的智慧、身体和心理能力。”

长期以来，超人类主义被认为是科幻小说电影里科学家们的一些边缘行为。不过，现在你看到凡特了，他在基因科学领域举足轻重，侃侃而谈“更换（人类的）软件”。超人类主义不再是边缘行为：它成了主流。事实上，就在上个星期，英国议会批准了一项法案，允许利用三个人的基因共同制造一个婴儿。

任何试图去重新发明人类的做法都是难以置信的傲慢自大，因为做实验的人不会承认人类的知识与能力都是有限的。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与了解我们的基因相差甚远，而我们在环境领域的工作则全都让位给了一个单一结论。

然而，凡特对此则轻描淡写，他说：“挑战……在这个领域中，在于找出如何解读那些软件”，就好像他是在给某个应用程序修补漏洞似的。

1990年，执教于维真神学院(Regent College)的克莱格·盖伊(Craig Gay)写了一本非常棒的书《现代世界之道》(The Way of the (Modern) World)。在书里，他认定现代主义的特质之一就是控制。既然神已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世界了。他继续到：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世界有另一个特质：焦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骄傲地试图要控制一切，包括人类的本性，要把全世界的分量都压在自己肩头。而世界远比启蒙运动祖宗们所能想象的要沉重许多。

看呐，我们是被创造的，我们在创世记里可以读到，我们是为了神去掌管神的创造物。任何要取代神地位的企图，毫无疑问都没有好结果。这不仅仅包括科学领域：看看性革命、我们永不止息试图重新定义自然的家庭、要取消任何性与性别认定领域道德和身体的界线这些事情的所带来灾难后果吧。

然而，事实就是20世纪整个历史好像不存在一样，凡特和他的超人类主义同僚们拥有无比自信，开启了这结局不可避免的进程。但那也只是因为他们是追随了80年代以来那首可怕的旋律：“被科学主义所蒙蔽”(blinded by scientism)。

其余每一个试图重新制造人类的发明家都失败了。超人类主义者们也不会是例外。唯一的疑问是，他们在失败前会制造多大的灾难。

（翻译：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