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亞當扮演上帝：為什麼超人類主義不會有好下場

公元2000年，克萊格·凡特(Craig Venter)、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與時任總統克林頓一起同宣布繪製人類基因組計劃。

自是而後，凡特就成了合成生物學領域的領軍人物，該學科與基因工程有着多學科的交叉關係。

他最近對《華爾街日報》發表的言論讓我不寒而慄。凡特說：「我們一定要學會去接受這樣一個觀念，也就是說，我們人類是由軟件驅動的，要去理解這軟件會如何影響我們的人生。一旦我們改換了這些軟件，那麼你就能改變了物種，也就是說，改變了我們。」

《華爾街日報》所選文章的標題描述了我們能如何「控制我們的進化」，但既然進化通常被認作是一個缺少引導的過程，那這段表述本身就存在着錯誤。凡特真正在描述的東西其實能更好地能被形容為扮演造物主角色，而其他人是亞當。

順便說下，人類在一段很長的歷史中都一直試圖去重新發明我們這物種。共產主義者談論過建造「新蘇維埃人」，那是一個「無私、有學識、健康、樂觀」的人種，那會有助於建立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烏托邦。法西斯主義則說過「要有一種新的人類，是行動力、暴力和陽剛之氣的楷模」，從而免於個人主義的玷污。

好吧，上述兩個主義都失敗了，不過在失敗之前，它們都引發了此前難以想象的巨大災難。

現在輪到科學主義試試重新發明人類了。這符合唯有經驗科學才是真理準則的世界觀，它的做法就是把人降格為生物機器，看看他們是不是能夠通過交換下零件或者鼓搗下「軟件」來生產出來一些新的東西。

這些做法被稱為「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其目標是「使用技術手段在根本上[改造]人類的狀況，從而極大增強人類的智慧、身體和心理能力。」

長期以來，超人類主義被認為是科幻小說電影裡科學家們的一些邊緣行為。不過，現在你看到凡特了，他在基因科學領域舉足輕重，侃侃而談「更換（人類的）軟件」。超人類主義不再是邊緣行為：它成了主流。事實上，就在上個星期，英國議會批准了一項法案，允許利用三個人的基因共同製造一個嬰兒。

任何試圖去重新發明人類的做法都是難以置信的傲慢自大，因為做實驗的人不會承認人類的知識與能力都是有限的。繪製人類基因組圖譜與了解我們的基因相差甚遠，而我們在環境領域的工作則全都讓位給了一個單一結論。

然而，凡特對此則輕描淡寫，他說：「挑戰……在這個領域中，在於找出如何解讀那些軟件」，就好像他是在給某個應用程序修補漏洞似的。

1990年，執教於維真神學院(Regent College)的克萊格·蓋伊(Craig Gay)寫了一本非常棒的書《現代世界之道》(The Way of the (Modern) World)。在書里，他認定現代主義的特質之一就是控制。既然神已不在我們的考慮範圍之內，那麼我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塑造世界了。他繼續到：這就是為什麼現代世界有另一個特質：焦慮。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驕傲地試圖要控制一切，包括人類的本性，要把全世界的分量都壓在自己肩頭。而世界遠比啟蒙運動祖宗們所能想象的要沉重許多。

看吶，我們是被創造的，我們在創世記里可以讀到，我們是為了神去掌管神的創造物。任何要取代神地位的企圖，毫無疑問都沒有好結果。這不僅僅包括科學領域：看看性革命、我們永不止息試圖重新定義自然的家庭、要取消任何性與性別認定領域道德和身體的界線這些事情的所帶來災難後果吧。

然而，事實就是20世紀整個歷史好像不存在一樣，凡特和他的超人類主義同僚們擁有無比自信，開啟了這結局不可避免的進程。但那也只是因為他們是追隨了80年代以來那首可怕的旋律：「被科學主義所蒙蔽」(blinded by scientism)。

其餘每一個試圖重新製造人類的發明家都失敗了。超人類主義者們也不會是例外。唯一的疑問是，他們在失敗前會製造多大的災難。

（翻譯：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