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普特南談貧困孩子的美國夢危機(二)
教會和其他宗教團體在縮小美國貧富孩子所遇機會的差距中能發揮重要作用,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教授在基督郵報對其新書《我們的孩子:美國夢的危機》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的採訪中說。
普特南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彼得和伊莎貝爾·馬爾金(Peter and Isabel Malkin professor of Public Policy)公共政策講座教授, 並與大衛·坎布爾於2010年合作出版巨著《美國恩典:宗教是怎樣分裂和團結我們的》(American Grace: 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 ,他也是暢銷書《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衰落和復興》(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的作者。
在基督郵報對他採訪的第一部分,普特南提到了美國貧困兒童所經歷的與家庭、教會、社區的隔離,其為全美兒童底層的三分之一; 及他回應了由查爾斯·莫雷(Charles Murray)《分崩離析:美國白人50年,1960-2010》 (2012)(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一書所做的比較。
在基督郵報對他採訪的第二部分,普特南回應了《華爾街日報》發表的對此書的評論。弗吉尼亞大學國家婚姻項目主任布拉德·威爾科克斯(Brad Wilcox)教授稱讚這本書提供了強大與深刻的思考,對因不斷拉大的貧富機會差距所致貧困兒童面臨的問題有着「可觀的實證支持」。然而,威爾科克斯補充說,普特南並沒有給文化變遷以「足夠重量」,比如,婚姻質量下降造成了這差距。
普特南還談到了擇校的改革建議。在書中,普特南更多地強調教育改革。然而,他沒有提倡擇校,這是許多保守派人士為幫助減少機會差距所提出的改革。在基督郵報對他的採訪中,普特南解釋他沒有在思想上反對擇校,但他也看到沒有證據表明擇校會幫助縮小機會差距。
以下是經過編輯後的採訪記錄:
基督郵報: 弗吉尼亞大學國家婚姻項目教授布拉德·威爾科克斯主任為《華爾街日報》寫了書評。他認為你沒有充分重視婚姻在降低你所描述的階層差距上所起的作用。你對威爾科特斯的回應是什麼?
普特南:我認為這不真實。相反,我有一整章談家庭結構。我無話可說,許多人認為我太多關注家庭結構。
威爾科特斯的評論是很良善的評論。他認為工人階層的婚姻崩潰是問題的重要部分,我也這樣認為。如果你讀了這本書,這就是我所說的。首個實質性章節是關於婚姻已怎樣變遷、工人階層家庭結構已怎樣變遷、及這如何有害於孩子的長篇章。
基督郵報: 談到婚姻質量下降,政府能做的可能不多,對嗎?我們是在談必須發生的文化變遷嗎?
普特南:我認為,是的。已經有人談到政府應在某種程度上提升婚姻質量,我原則上不會反對這觀點,但問題是,我們不知道如此去做。
努力地計劃——這不是分歧。其實,我認為布拉德·威爾科克斯和我並沒有太多的分歧。努力促進婚姻和家庭穩定性的計劃等,大多數人認為他們還沒擁有人們所期待他們應有的效果。所以,我認為,要看到政府對婚姻問題能做些什麼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確實認為要把更多的文化關注重點放在孩子需要雙親的事實上,也就是說,孩子需要家庭環境的穩定。迄今為止, 在貧困孩子的家庭生活中,有着日益增多的不穩定性;顯然,我們應該就此做事。
我認為,坦率地說,這或許更是教會能起作用的領域,即重新強調:除非你有穩定伴侶準備共同生活並撫養這些孩子,否則就不要有孩子。
我的確沒有魔法杖去做這事,因為, 正如你所知, 文化已多變遷。
基督郵報:如果全國的大宗教團體,比如美南浸信會、聯合衛理公會等說「我們要把這個作為我們接下來工作的一個主要重點」,這又會怎麼樣?
普特南:這取決於你對「這個」的理解如何。我對問題的總體印象與布拉德稍有不同。我認為家庭結構的確重要,但我也認為,這不是重要的整個部分,我認為我們其餘人也很重要;不僅是孩子的父母,我們其餘的人也有着重要作用,特別是在為孩子提供教導和引領上。
所以,如果美國教會和宗教團體在機會差距問題上有所擔當,我會非常高興。正如我對別人說:我認為,如果美國主要信仰團體將機會差距問題作為主要優先事項去擔當,不僅是婚姻問題,也是我們如何幫助這些貧困孩子的問題, 坦率地說,我認為解決問題還要走很長的路。
相反,如果美國主要宗教團體沒有承擔,我認為問題會很難解決。當我說解決問題時,我的意思不僅是要恢復婚姻常態。教會已關注到此,但他們還沒有近乎同樣多地關注到:外面還有很多貧困孩子,他們真的是孤獨的,上一代教會已進入到這些孩子的生命之中。
你能在我講的故事中看到這一點。來自俄亥俄州克林頓港口我家鄉的一個工人階層的孩子, 在書中被稱為唐的男孩,他上了大學,因為鎮裡的一位牧師關心他,並幫助他明白為何去上大學。唐的家人沒有問題,他的父母已婚,他們都是去教會的人,但他們不知道如何去上大學;牧師介入,幫助他上了大學, 唐自己也成了牧師,最近退休了。
宗教共同體的確重要。我寫了一整本書談宗教共同體作為社會支持的源泉是多麼重要。我認為,工人階層和工人階層的孩子已遠離宗教團體的事實確非幸事。所以,我認為教會要起到主要作用, 不僅考慮家庭結構和婚姻,也考慮幫助這些孩子。他們真的極其孤獨。
讓我給你們舉個不同例子來表達這點。所有孩子都惹麻煩,你的孩子惹麻煩,我的孩子惹麻煩。富家孩子、貧困孩子、黑人孩子、白人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惹麻煩,這是孩子的天性。但是, 當孩子們在更富裕的家庭中長大,孩子陷入毒品、酒精、青少年性行為,進入了某人的車……當這發生在富裕家庭孩子身上時, 安全氣囊立即充氣,幫助保護孩子避免錯誤後果,幫助他們從經歷中學習。而在貧困孩子生命中,沒有安全氣囊,因為他們與社會機構隔離,不僅是與父母隔離,而且與社會機構隔離。這意味着:當貧困孩子刮傷時,他們是孤獨的,因為他們在生命中缺乏成年人的關懷。
從前,教會在工人階層中起着重要作用。我希望教會能以這樣的方式更多地介入,不僅提供直接服務,儘管這是重要的(我寫過教會當今在提供社會服務中起的作用),而且也呼籲政府關注貧困孩子的需要。
基督郵報:你寫到的領域更多是教育。當然,美國人期待我們的教育體系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機會。你在提出的擇校改革中沒有提到被許多保守派人士倡導的想法。當然,富家孩子已經擇校,因為他們負擔得起私立學校。為什麼不通過提供在任何公立、私立學校都可使用的教育券,給予貧困階層和中等階層家庭同樣選擇呢?
普特南:這並非說我反對選擇,只是顯示它並未有效縮小機會差距。我沒有在思想上反對。到目前為止,我們知道所有證據說明,擇校和學校許可證其本身並未縮小機會差距。原因是富家孩子可能比貧困孩子更占有選擇的優勢,因為貧困孩子父母未能以富家孩子父母的立場分辨選擇類別。
我反對的不是選擇,而是說,證據顯示選擇本身並未縮小機會差距。基本原因是富裕父母可能會更多地真正理解哪個的確是好學校,哪個不是;貧困父母則缺乏使其能做出有效選擇的精明。它對我來說不是思想問題,它是實際問題——結果在說明什麼?
基督郵報:有一種方法可以把選擇建議與你所談論的結合在一起,你說貧困學校需要更多的資源,因為教育貧困孩子更難。
普特南:是的。
基督郵報: 因此,你能有使教育券更有價值的教育券制度;因為學校需要更多資源來教育貧困孩子, 所以你給他們更多的資金來教育貧困孩子。
普特南: 這可能會奏效。如果只是普通的公立學校,它也會奏效。所有證據表明, 貧困孩子比起富家孩子更可能去臨近學校,學校離家近;因為富家孩子比貧困孩子交通上更便利。
我重申,我的論點並不反對教育券,我的論點在於有效幫助貧困孩子,我的論點在於明確能夠幫助貧困孩子的是,是否我們有更多資源定向於給更貧困學校帶來更好的教師。我會贊成任何給低收入學校帶來更好教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