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學校大屠殺後，嘲笑者又來了

又一次，在一個武裝襲擊者在學校進行了一場血腥屠殺後，那些嘲笑者們又回來了。但這些嘲笑者並不是在嘲笑那些邪惡、精神失常的人。他們的輕蔑針對的是那些對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同情並祈禱的基督徒。

在報喜堂天主教學校(Annunciation Catholic School)發生的兩個孩子被殺、多人受傷的事件，理所當然地在全國範圍內激起了強烈的情感。暴力從來不受歡迎，針對兒童的暴力更令人髮指。對於那些在上帝對世界的眷顧下表達自己情感的基督徒來說，獻上祈禱並不過分。就像對家裡有人去世的人說「節哀順變」一樣，你幾乎總是會看到基督徒們——而且是完全恰當地——表示會為暴力的受害者們獻上他們的思念和祈禱。

出於某種原因，這讓很多人如芒刺在背。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長雅各布·弗雷（Jacob Frey，民主黨）首先發難，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別再說什麼思念和祈禱了。這些孩子當時真真切切地在祈禱——那是開學的第一周，他們當時在教堂里。」從那時起，那種熟悉的、對「思念和祈禱」的嘲笑就越滾越大。白宮前新聞秘書珍·普薩基(Jen Psaki)在X上發帖說：「光祈禱根本不夠。祈禱不能終結校園槍擊案。祈禱不能讓家長們覺得送孩子上學是安全的。祈禱不能讓這些孩子回來。夠了，別再說思念和祈禱了。」 現任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Karoline Leavitt)譴責她前任發表輕率言論時，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民主黨）也加入了這場遊戲，發帖說：「這些孩子們在被槍擊時，真的就在祈禱。」

對「思念和祈禱」的嘲笑——尤其是在發生涉及槍支的殺人襲擊後——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像「為了民主的母親」(Mothers for Democracy)這個組織製作的這個可怕廣告就遵循了這種調門。廣告展示了一個小女孩掉進游泳池，不會游泳，而女孩的媽媽站在泳池邊祈禱她的女兒不會淹死。鄰居和其他人也獻上思念和祈禱，但沒人跳進水裡。

這個概念整個就很荒謬。沒有人會在悲劇發生時，一邊獻上思念和祈禱，一邊又覺得他們不該或不該採取行動去救受害者。事實上，對於信徒來說，祈禱常常是行動的動力和基礎。嘲笑者們提出這個站不住腳的非邏輯推論，是因為在他們看來，他們的解決方案（通常是在一個已經受到高度管制、但這些管制卻失敗的領域，比如實施更多的槍支管制）是唯一可行的行動計劃。

在聖經中——以及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祈禱與生活的許多方面有關：需求、悲傷、挫折、喜悅和感恩都是對上帝的祈禱表達。但出於需求的祈禱也與上帝賜予的禮物密切相關。荷蘭神學家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在他1909年的著作《上帝的奇妙作為》(The Wonderful Works of God)中，就上帝賜予的陪伴恩賜，寫了這種關係：

「最好的東西是以禮物恩賜的形式來到我們身邊的；它們毫不費力、不花錢地落入我們懷裡。不是我們賺來的，也不是努力得來的：我們是白白得到的。地球上能賜予人類最豐富、最珍貴的恩賜是女人。而這份禮物，他是在熟睡中、在無意識中、在沒有意志努力或手部疲勞的情況下得到的。當然，之前的尋找、四處張望、詢問、以及對這種需求的感受是有的。祈禱也是如此。但隨後上帝就獨自、以主權的方式，在沒有我們幫助的情況下，賜予了這份禮物。就好像他親手把女人帶到男人面前一樣」。（第171頁）

亞當在花園裡是孤獨的。他找不到一個幫手（創世紀2:20）。他意識到自己能力的極限。這就是祈禱的用武之地——當我們意識到我們再也無法提供更多時。我們需要一份我們無法為自己提供的禮物。當基督徒在悲劇發生時真誠地獻上祈禱時，他們是在承認，面對邪惡，我們需要神聖的干預。是的，是需要做點什麼。但這並不是那些嘲笑者們想的那樣，因為不法之徒通常對更多的法律不太在意。

面對我們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太多其他地方看到的邪惡，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做點什麼」。我們需要一份恩賜。我們需要上帝的恩典來干預那些不配得到它的人的心。那些專注於祈禱的思念，是專注於那位唯一能——正如耶穌曾經祈禱的——將我們從邪惡中拯救出來的人。在面對這種邪惡時，思考並祈禱這種解救，是我們唯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