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旱窒息之地：為何我們生活在一個祛魅的世界

在 C. S. 路易斯(C. S. Lewis)的那本《可怕的力量》(That Hideous Strength)里，主人公馬克經歷了一次深刻的道德體驗，通過這次體驗他對超越性的感知覺醒了。在這之後，他用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看待自己的整個人生：「(馬克)回顧自己的人生，不是帶着羞愧，而是帶着對它枯燥乏味的一種厭惡... 他很清楚，甚至不用去想，是他自己——不是宇宙中其他一切——選擇了灰塵和碎酒瓶、那堆罐頭、那乾旱窒息之地。」

在路易斯的書里，馬克和他的妻子代表了現代性。他的信仰和態度代表了許多當代、世俗的人——無論是在路易斯那個時代，還是在我們晚了好幾代的這個時代。

馬克把生活體驗成「乾旱又窒息之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入了解現代人的窗口。即使他們沒有明確地意識到，我們周圍的人都在渴望超越性和意義。他們活在乾旱又窒息之地。因此，我們的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家人和同事，在屬靈的需求方面，感受到的更多是枯燥乏味，而不是罪疚感（就像馬克那樣）。這對我們做布道和護教意味着什麼呢？

祛魅

在整個現代時期，那些傳統的超越性來源（比如上帝、永恆審判和永恆榮耀）被逐漸取代了。結果是，許多現代人感受到一種模糊但又深刻的失落感。描述這種現代困境的一個詞就是「祛魅」(disenchantment)。這個詞可以從不同的方式來理解，但它通常包含一種因為超越性失去而導致的平淡和衰減的感覺。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他那本巨著《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中，用不適感和不安來描述這種動態：「在我們的文化中有一種普遍的感覺，那就是隨着超越性的消失，可能有些東西丟失了。」

泰勒認為，現代生活傾向於將自己限制在「內在框架」里，隔絕了與超越性現實的接觸。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生活都有一種完整和敬畏，因為它有更大的屬靈含義。儘管前現代的世界偶有野蠻和無知，但生活仍然有一種豐富性，讓它值得活下去。

舉個例子，在基督教想象中，今生不是終點，而且這物質世界本身也參與了屬靈的現實。它是上帝榮耀的劇場。然而，現代人傾向於從更機械化、自我封閉的視角看待物質宇宙。這個改變帶來了決定性的情感影響。這就像從森林搬到了沙漠。泰勒解釋說：「由於否認了超越性、英雄主義、深沉情感，我們對人類生命只剩下空洞的看法，不能激勵投入，提供不了任何真正有價值的東西，無法回應我們對值得獻身的目標的渴望。」因此，在現代世界裡，我們的行動、目標、成就等等，都缺乏份量、缺乏嚴肅性、缺乏厚度、缺乏實質。

為了理解祛魅存在意義上的後果，想象一下你跟你愛了一輩子的人去約會時的感覺。它激動人心，充滿冒險，讓人腎上腺素飆升。一切都懸而未決！現在再想象一下，當你到了那裡，來了個你完全沒興趣的人。這次約會感覺有啥不一樣？你可以做完那些形式上的動作，但內心會有一種高潮過後的失落感。魔力不見了。或者想象你第一次真正沉浸在一本好小說里。你被裡面的英雄、反派和戲劇性的情節迷住了。它感覺很重要。現在想象一下，與此相反，你正在看一本平庸的老雜誌，看了一百遍了。翻頁都懶得翻。魔力不見了。我們可以堆砌更多的比喻，但希望祛魅的感覺很清楚。可怕的重點是：對於現代性來說，生活本身就是祛魅的。不只是那個女孩，不只那本書；而是所有一切。

重要的是要明白，大多數現代人並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些動態。我們可以生活和行動在「乾旱窒息之地」，卻只是隱約覺得少了點什麼。通常需要顯著放慢腳步並自我反思，才能面對這種瀰漫在我們生活中的深深的空虛感。在《理解上帝》(Making Sense of God)中，提姆·凱勒(Tim Keller)認為現代人傾向於否認我們的處境：「總的來說，我們否認我們不滿的深度和程度... 通常需要多年才能突破並否定，由此才能看到我們對生活不滿的程度和維度。」這意味着我們通常需要幫助我們周圍的人反思和面對現代祛魅對個人的影響。

無意義

現代生活也以無意義的悲劇現實為特徵，它與祛魅相關但又有所不同。祛魅意味着失去魔力，而無意義則意味着沒有了秩序和目的。從上帝那裡解脫出來之後，人類生活就被一種混亂和瓦解感所支配。缺乏一個超越性的錨點，我們變得自由地去決定我們是誰、我們是什麼，以及如何、為何而活。但這種主觀的、自我構建的意義是脆弱的（例如，它通常無法在我們遭受深重或創傷性苦難時支撐我們）。

這種宇宙性的無意義感是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名的「上帝之死」論述的根源。尼采使用這個詞來指代現代性對上帝信仰的失去。「瘋子」那段著名的哀嘆（這個人物通常被解讀為代表尼采本人）闡明了這種失落的情感影響：

「上帝在哪兒？」他喊道：「我會告訴你們。我們把他殺了——你和我。我們所有人都是殺他的兇手。但我們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我們怎麼能把大海都喝乾？誰給了我們橡皮來擦掉整個地平線？當我們把這顆地球從它的太陽那裡解開時，我們在做什麼？它現在正走向何方？我們正走向何方？遠離所有的太陽？我們不是在不斷地墜落嗎？向後、向側、向前，向所有方向？還有上下之分嗎？我們不是在遊蕩，如同穿過一個無限虛無嗎？我們感覺不到空虛空間的氣息嗎？它不是變得更冷了嗎？夜晚不是在不斷地向我們合攏嗎？」

現代無意義感的特定情感通過這段演講及其比喻（擦掉地平線、解開地球、墜入空虛空間等等）被有力地傳達出來。再說一遍，這就是許多現代人的感受——儘管他們並不總能意識到。

在存在主義哲學中，無意義通常是結合道德來思考的。拿「新無神論」舉例，其特點是道德上的自信和優越感，公然相信我們可以在沒有上帝的情況下保持顯而易見的道德意義。但這在無神論傳統中是一種怪異的模式。較老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們傾向於認為無神論意味着道德意義的失去。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就以拒絕早期無神論者試圖在沒有上帝的情況下保留傳統道德努力而知名，他認為「存在主義者覺得上帝不存在極其尷尬，因為隨着他的消失，在可理解的天堂中找到價值的所有可能性也消失了。」薩特贊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那句著名的口號：「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將被允許」，並將其確定為存在主義思想的「起點」。

同樣，對於阿爾伯特·加繆(Albert Camus)來說，無神論意味着超越性的意義（關於道德和所有其他事物）的最終不可知，因此與人類存在無關。「我不知道這個世界是否有一個超越它的意義。但我知道我不知道那個意義，而且我現在不可能知道它。一個在我處境之外的意義對我來說意味着什麼」？加繆認為，我們內在對意義的渴望，在一個已經顯露出最終是無意義的世界裡，會導致一種荒謬感。唯一合乎邏輯的問題是自殺是否是恰當的反應。

再說一次，重點不是現代人總是在意識層面思考無意義。我談論的是我們運作所處的氛圍（我們經常被從中分散注意力）。通常只有當我們放慢腳步去思考更宏大的目的和意義問題時，它才會完全顯現出來。然而，近年來焦慮和抑鬱症的飆升，表明這些存在主義哲學家所關心的問題並沒有失去它們的現實意義。而且令人清醒的是，正如加繆所指出那樣，自殺率還在繼續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