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悲哀和意义的危机

美国的青少年们景况不佳。德勒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最近在大西洋月刊上一篇文章的标题则是：“美国青少年为何如此悲哀”(Why American Teens are So Sad)。

从2009年至2021年，说感到“持续悲伤或无望感”的美国高中生比例从26%上升到44%。[这]是有史以来青少年悲伤的最高水平。[几乎]所有衡量心理健康的标准都在恶化，对于每一个青少年人口来说都是如此，而且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在发生。

汤普森所描述的情况远远超出了典型的青春期焦虑。事实上，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数据，传统上归咎于青春期的其他危险行为——如酒后驾车、在学校打架，甚至未成年性行为——都明显下降。这些心理健康的下降也不能归咎于疫情流行或封锁。相反，这些都是“预先存在的状况”，尽管肯定会加剧，但不是由过去两年的社会混乱造成的。

汤普森提出了四个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现实，它们促成了这场危机：社交媒体、社交隔离、格外紧张的全球局势以及当今的父母教育方式。

十多年前，心理学家让·特温格(Jean Twenge)就智能手机对青少年大脑的影响提出了警告。从那时起，社交媒体的盛行已经在这个已经很关心同龄人想法的人群中释放出了新的攀比、暴露和形象问题。Instagram自己的研究发现，虽然有三分之一的少女说这个应用程序“让她们感觉更糟”，但她们还是忍不住登录。

汤普森写道，即便如此，社交媒体的最大问题可能不是社交媒体本身，而是它所取代的活动。[相比]2000年代的同龄人，今天的青少年不太可能与朋友出去玩，也不太可能拿到驾照或参加青年运动。

当然，青少年在屏幕上接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因为屏幕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比起电视或印刷媒体，手机对青少年进行全天候的世界问题报道，造成一种近乎持续的恐惧和不祥之感。这些天，青少年面对的不仅仅是准备上大学的压力。独自在房间里，他们担心大流行病、乌克兰战争、气候变化，以及他们在各种问题上是否已经足够“觉醒”。

为了应对所有的社会混乱，许多父母正在选择汤普森所说的“迁就”的养育方式。与其让青少年体验生活中的正常颠簸和挫折，不如让他们与世隔绝，对家长而言这非常诱人。“如果一个女孩害怕狗，那么‘迁就’就是让她远离每一个养狗的朋友家，或者如果一个男孩不吃蔬菜，那么在4年内只给他吃火鸡面包”（他指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种策略有时被称为“割草机育儿法”，最终会适得其反。当道路上的每一个挑战都被砍掉时，孩子就会努力发展必要的复原力，以面对前面不可避免的障碍。最后，世界不可能为一个孩子准备好。孩子需要为这个世界做好准备。

汤普森指出的每一个因素都肯定会促成当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机。然而，还有更多因素需要考虑。

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在他的《内容陷阱》(The Content Trap)一书中讲述了1988年黄石公园大火的故事，那场臭名昭著大火由一支未熄灭的香烟引发。但阿南德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是那支烟？毕竟，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香烟被丢在黄石公园。这一次有什么不同？

他认为，答案不是通过关注火星来找到的——而是将黄石公园变成火药箱的环境因素。1988年的夏天非常干燥，是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夏天，再加上公园的控制燃烧政策，正如一位前公园管理员所说，“我们是一个完美的燃烧环境。”

社交媒体、育儿策略和世界事件无疑是心理健康危机的导火索（其他因素也如此，如家庭破裂和滥用药物供应增加），但正是普遍存在的文化世界观使毁灭性的文化野火不可避免地发生。

我们真正文化危机是灾难性的、全文化的意义丧失。哲学家们警告过它的到来，社会科学家们也警告过，现在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与上帝无缘文化的现存结果中，因此也与任何固定的真理、道德、身份和意义的参考点无缘。这是一个火药箱，其中任何火花，无论是社交媒体、成瘾、封锁还是其他东西，都注定导致爆炸。

它也是一个为另一种火花而准备的火药箱，它能将人们再次指向为他的世界注入意义的上帝。这种火花是被基督改变的人，他们被救赎所塑造，被圣灵所浸润，被关于生命、世界和这一切意义的真理和爱所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