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捣“科学怪婴”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一个专家组正在讨论是不是要许可进行一项新的试验，即让一个孩子继承从三个不同的人那里获得遗传基因。

如果你觉得三个人有点多，那恭喜你！你道德判断的直觉比大部分科研人员要先进得多。

由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提出的该项试验，其目标是把一位女性卵子中有缺陷线粒体替换为另一位女性的健康线粒体。

想明白争议所在，就要首先知道每个人都有两种DNA：一种是染色体DNA，也就是父母双方各提供一半的“双螺旋”；另一种是线粒体DNA，它是细胞的动力源，人只接受母亲单方面的遗传。

如果该项试验被许可，那结果就是孩子将会遗传到三个不同的人的DNA。

果不出所料，这项研究被冠之以“治疗措施”的正当名义。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科学家认为（该项试验）将会帮助那些有失明、癫痫之类DNA缺陷的女性。”

然而，曾使用类似技术的胚胎干细胞研究支持者们说得天花乱坠的好处并没有实现，我们从中得到的只有对人的生命的毁灭。

同样，该试验是否真的能治疗疾病也仅仅存在于推测之中。唯一肯定的是，一旦我们打开许可混合、配型DNA的大门，事情绝不会停留在替换有缺陷的线粒体上那么简单。

遗传与社会中心(Center for Genetics and Society)的玛茜·达诺夫斯基(Marcy Darnovsky)把该试验称为“事关未来儿童的极端试验”。她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把遗传工程的技术应用到对人的医疗之中时要三思而行”，而不是随意操控“未来儿童的遗传特征”。

在达诺夫斯基看来，许可该项试验，就是给“早已臭名昭著的优生学挂上高科技幌子后继续进行人体试验”颁发执照。（优生学是20世纪初种族主义者所推崇，现已被摒弃的伪科学）。

自然，该项试验的推动者否认了上述观点。其中一人说：“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受制于对未知的恐惧”。

好吧，我们并不是受制于恐惧。我们关注的--也是你应该关注的--是人类常有的扮演上帝的冲动。

差不多20多年前，已故的罗杰·夏图克(Roger Shattuck)在他《被禁封的知识》(Forbidden Knowledge)一书中写道：当代技术的发展是沿着“越来越陡峭的滑坡”前进，“很少受良好目的与个人良心的影响”。

夏图克警示过绘制人类基因图谱的危险性，他写到，那些参与此事的科学家“对基因比对人更感兴趣”，其中许多人认为即便“修改人类的基因”也无所谓。

如果在搜索引擎中输入“transhuman”（超人类），你会发现从人类基因图谱绘制以后，人们对超人类的热情异乎寻常地增长。夏图克并不是说，科学研究从根本上就是邪恶的。用他的话来说，科学“既不是罪，也不是圣杯”。相反，他告诫有些事情还是留在未知领域更好，并不是因为知识是邪恶的，而是因为我们是邪恶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我们可能是邪恶的。

历史一再证明夏图克是对的。正如他说的，每一个普罗米修斯都会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我们显然没有聪明到会预知一切的程度。那就是有些界线不该被打破的原因所在。

正因如此，即便我们自认目标是治疗疾病，结果也可能是与目标南辕北辙的“科学怪婴”。

（翻译：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