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主張女性成為教會建立者符合聖經以及必要？

使徒保羅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建立教會者和傳教士。他決心在基督未被傳揚的地方建立教會。他冒着生命危險，進入一個又一個城市傳福音，並將這些悔改信主的人組織成教會。

然而，這位偉大的使徒並沒有獨自完成這些事情。保羅總是在團隊中工作。令一些人高興，另一些人驚愕的是，保羅建立教會的團隊中包括婦女。當他給腓立比的基督徒寫信時，他指示他們幫助友阿爹和循都基。保羅將友阿爹和循都基描述為「因為他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還有革利免，並其餘和我一同作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腓4：3）。

雖然保羅沒有說明她們的確切角色，但這些婦女與保羅平等地並肩工作，她們的工作不是輔助或支持工作，而是福音工作。保羅對她們的稱呼與他在事奉中經常使用的男性夥伴一樣——「同工」（羅16：3；林前3：9；門1：24）。

正如米歇爾·李·巴內沃爾(Michelle Lee-Barnewall)在Neither Complementarian nor Egalitarian（暫譯為「既不是互補主義也不是平等主義」）一書中所觀察到的，「對權威、領導、平等和權利的關注往往只會讓人得到是或不是的答案，而不會促使人們進行更深層次的質疑。」

當基督徒繼續辯論婦女在事奉中的角色時，我們需要問為什麼今天的教會沒有像保羅的教會那樣有更多的男女團隊組成。我們需要問，為什麼關於婦女及其角色的典型辯論以婦女被限制在《聖經》沒有禁止的侍奉領域而告終。我們需要問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即我們如何看待那些在事工團隊中侍奉的女性。

我擔心當代的辯論掩蓋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婦女對完成大使命至關重要。正如聖經教師詹·威爾金(Jen Wilkin)經常指出的那樣，她們的生活和事奉不是「有也很好」，而是必要的。或者正如艾梅·伯德(Aimee Byrd)在No Little Women（暫譯為「沒有小女人」）一書中所說，我們的姐妹是上帝賦予教會工作的「必要盟友」。事實上，主在馬太福音28章19-20節中的最後一句話被認為是對整個教會——婦女和男人——的一種指控。

我們當中的很多教會在推進大使命方面沒有成效，也許原因正是我們把基督身體的二分之一擱置在了一邊。2011年，我開始主張讓婦女大量參與事工工作。當時，我想我看到的問題比我看到的解決方案更清楚。但是，隨着多年來兒童和性虐待醜聞的發生，以及福音派對女性越來越多的厭惡、重男輕女和刻薄的反應，早先的診斷現在看來已經過時了。對我來說，增加婦女領導機會的需要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因此，當我們在2015年建立安娜柯斯底亞河教會(Anacostia River Church)時，我們作為長老的第一項事工就是每月與會眾中的年長女性會面，不僅要本着提多書2章1-3節的精神對她們進行門徒訓練，還要讓她們對我們的生活和事工直接提出意見。

我們的姐妹們在困難環境中的出席、信心、勇氣和毅力，為我們接觸被忽視的人提供了最可靠的立足點。

她們的聖經智慧和直覺已被證明是非常寶貴的。正是這些年長的婦女建議長老們參加婦女團契會議，以便女性能更多地接觸到牧師。我們不是以教師的身份參加，而是以學習者和弟兄的身份去參加，從姐妹們的團契和她們的恩賜中受益。婦女在我們的執事中占多數，並為教會提供寶貴的指導。我們已經承諾，如果主願意，我們將在接下來的工作人員聘用中招聘女性，使其獲得同等的薪水，其中第一個應該在今年夏天就可以實現。

我們還沒有想好所有的事情，但是牧師和會眾一直在努力使我們的姐妹們在神學和實踐方面茁壯成長。這需要摒棄基於恐懼的猶豫不決，這些猶豫不決更多地是為了限制婦女而不是促進她們。這也要求我們認真對待互補主義教導在文化上的束縛，以及看重黑人和棕色教會社區的婦女們的視角。

說實話，在工作最困難的地方，我們的姐妹們往往站在推進福音的前線。在宣教領域是這樣，從非洲內陸宣教會到青年使命團(Youth With a Mission，簡稱YWAM)的團體都報告說，在願意進入宣教服務的單身人士中，女性占了80%。在被忽視的黑人和棕色人種社區也是如此，那裡的地方教會成員主要是女性，許多教會的開始是由女性領導的。

克里特集體(The Crete Collective)是一個去年啟動的教會植堂網絡，旨在向被忽視的黑人和棕色人種社區傳福音，我們也做出決定，優先考慮敬虔的婦女的領導。我們相信這一優先事項是對保守的基督教空間多年來的超越聖經的限制的必要糾正，這些限制有時超出了家庭和教會的範圍，涉及到基督教事工的大多數領域。

我們聘用的第一位行政人員是丹娜·皮埃爾(Dennae Pierre)，她不僅帶來了建立教會和網絡領導的經驗，還帶來了她作為拉丁裔基督徒和移民的觀點。優先考慮婦女的領導力也意味着隨着我們的成長，讓更多的婦女加入董事會。這意味着我們將培訓重點放在邀請和歡迎女性的團隊上，而不僅是男性牧師和核心建立者。

許多建立教會的努力把目標人群設定在了中產階級、白人標準文化，但我們越是深入地將福音帶入貧窮、被忽視、黑人和棕色人種社區，之前的模式就越不能轉移或滿足這些社區的需要。事實上，如果不對階級和文化假設進行審查，即使是用心良苦的植堂者和教會也會傷害社區，在向社區傳福音和服務社區的努力中受到阻礙。

在這個社會和政治問題尖銳分裂的時代，我們迫切需要更多來自基督身體不同部分的領導，特別是黑人和棕色人種婦女、移民社區和我們中間的窮人。

像克里斯蒂娜·埃德蒙森(Christina Edmondson)和米歇爾·雷耶斯(Michelle Reyes)這樣的女性領袖，已經在心理健康、文化能力、反種族主義、正義和憐憫方面幫助教會有了更多的認識和敏感度——無論是在她們當地的教會還是在整個教會。還有數不清的不出名的女性在做傳福音的工作，領導公共崇拜，提供聖經諮詢，提供各種形式的培訓，使用她們的行政天賦，以及在有需要的地方奉獻自己。

我們的姐妹們在困難環境中的出席、信心、勇氣和毅力，為我們接觸被忽視的人提供了最可靠的立足點。我們的姐妹們可以更好地接觸到以單身女性為戶主的家庭，這些家庭在美國數量很多。她們可以在充滿複雜和嚴重創傷的社區提供更具同情心的帶領和照顧。在教會充斥着高調的牧師醜聞的情況下，我們的姐妹可能是我們領導力中急需的洞察力、問責制和健康文化的來源。

目前對非裔美國人和西班牙裔教會的資助存在差異，這也說明需要更多的婦女參與領導。黑人和棕色人種女性未被獲得認可和報酬的領導力和技巧，有可能成為在種族社區或被忽視的社區進行植堂的潛在幫助。

無論我們是否相信婦女可以或應該擔任牧師職務，我們都可以從婦女在所有這些方面及更多方面的領導力中受益。婦女的興旺對教會和社區的興旺有好處。

如果我們願意傾聽並給她們領導的機會，我們的姐妹們有很多東西可以教給我們。亞波羅從保羅的事工夥伴和同工百基拉和亞居拉那裡學習。羅馬教會向菲比學習，她被保羅稱讚為執事和施捨者（羅16:1）。今天我們在向哪些婦女學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