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槍擊案說起：發現罪惡的對立面

緊跟着恐怖的科州奧羅拉槍擊案，使徒保羅的話語穿越時空，帶來了一種對於那種瘋狂行為的理解方式。在他寫給羅馬教友的信中，保羅描述了遠離神的恩典的人類心靈。「殺人流血，他們的腳飛跑，所經過的路，便行殘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們未曾知道；他們眼中不怕神。」

當罪惡用這樣一種普遍而反常的方式崛起，我們深思其原因。心理學家會排隊去仔細分析槍手的生平，指出有跡象顯示他的方式和現實斷裂。他們會把這一恐怖的罪行歸咎於某種心理疾病，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無法面對這樣的現實：人類居然可以不生病或者不受毒品影響而行出如此可怕的罪惡。

社會學家會說罪魁禍首是文化的缺陷。如果有人和詹姆斯·霍爾姆斯談話，分享他的重擔，袒露他的靈魂，這件事可能會被避免吧。如果他默默的求救聲被這個太忙碌以至於不能去聽的世界聽到，會怎麼樣呢。如果我們的視頻遊戲、電影和其他娛樂暴力形式被審查，或者充滿愛而不是恨，社會不會創造出這樣一個殘忍的人，就如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

而第二修正案的反對者當然會不惜摔跤跑向最近的媒體，呼籲更多反對持槍的法律。如果通過了，就會把守法公民變成犯法的，給犯法之徒提供另一條可以去打破的法律。控制槍支的法律聽起來高尚，表面上看會很快解決槍支暴力，但更近一步，更加周全地觀察會發現它在邏輯上存在明顯缺陷。對於一個最終目標是任意奪取無辜民眾生命的人來說，一項讓其方法成為一種犯罪的法律不會制止他/她。

回答為什麼詹姆斯犯下恐怖罪行，不是難的。人類墮落的本性沉到了最低點。保羅也告訴我們「罪的工價乃是死。」如果故事就這樣結束，我們會成為絕望的人，沒有選擇，只能等待着我們自己墜入自己罪的黑暗中。

但是保羅沒有以罪的最終結果而停止。他接着說，「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里，乃是永生。」（《羅》6:23）當我們為受害者的家人哀悼，我們可以從罪惡不可思議的對立面得到安慰，這是我們在每一罪惡行動中都可以看到的。在哥倫拜恩（Columbine）校園槍擊案中，當年輕的Cassie Bernall在奪走她生命的罪惡面前，宣告信仰上帝，我們看到了罪惡的對立面。

在911事件中，我們看到罪惡摧毀了我們的雙子樓，但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勇氣闖入大樓，懼怕從現場逃走。我們看到罪惡劫持一架飛機，飛向白宮或國會大廈，想帶來更多死亡和毀滅。但另一方面，當托德·比默（Todd Beamer）大喊「讓我們開始行動」時，一群勇敢的乘客排隊跟在他後面。

在亞利桑那州圖桑市的停車場，女眾議員加布里埃爾.吉福茲被槍擊中頭部，丹尼爾（Daniel Hernandez）在極端混亂中清除她的呼吸道，按住她的額頭，防止了她生命流失。此刻他成為了罪惡的對立面。

當來自奧羅拉劇院的快照開始出現，我們再次聽到和看到了和罪惡相反的一面。射擊開始的時候，3名年輕的男子，Jon Blunk，Matt McQuinn和Alex Teves，把他們的女朋友推到了地上，讓自己成為了人體盾牌。這3人都為了救自己所愛的人而死。在那個時刻，他們活現了耶穌的話語「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15:13）

13歲的Kaylan和另外5個人包括6歲的Veronica Moser-Sullivan一起去看電影。在槍聲響起後，Kaylan看到Veronica被打傷，她拼命努力對其進行心肺復甦卻沒有效果。當她冒着生命危險嘗試去救Veronica的時候，Kaylan成為了罪惡的對立面。

在醫院的病床上，從手臂三處槍傷中恢復過來的Pierce O' Farrell告訴全國脫口秀廣播主持人Todd Schnitt，「我想和他（霍爾姆斯）談談。我饒恕他。」

我們再次聽到保羅的話。「只是罪在哪裡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

當罪惡襲來，在初期我們應該哀悼，為那些被觸動和被抓住的人禱告。但我們絕不能沉湎於問為什麼，或者因過度悲傷面容憔悴。罪惡總是有對立面，讓我們遠離苦澀的束縛，進入饒恕的自由，這寬恕是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里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