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避免文化战争的六种教会类型
汤姆·雷纳(Thom Rainer)最近在基督邮报的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我能为牧师训练和装备再选择一门课程，我会选择‘有勇气的领袖’”。
汤姆·雷纳是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生命之路基督教资源机构(LifeWay Christian Resources)的主席，他说牧师和教会面对的许多挑战“只能在属灵争战的背景下理解”，因为很多教会领袖都是“准备不充分的”。
另一方面，“教会的很多年轻领袖已经对文化战争和政治化的基督教感到厌烦了，”雷·诺斯斯坦(Ray Nothstine)发表在基督邮报对《前进：融入文化 保守福音》(Onward: Engaging the Culture Without Losing the Gospel)的评论中这样说道。这本书由另一位美南浸信会领袖拉塞尔·摩尔所著。
尽管如此，雷纳说应该学习“有勇气的领袖”，因为“文化的巨大变革，而且多数变革与圣经观点对立”。
在社会剧变的压力下一些教会确实“厌倦”了，离开了文化和政治活动。他们声称他们与社会也就仅仅是教牧的关系，就是牧养那些慕道友。通过似先知的事工走“出去”面对“与圣经观点对立”的文化潮流，不是这类教会自称的身份的一部分。他们经常将自己隐居在虔诚的堡垒里。
我想起了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论出版自由》里的话：“如果一种善是隐秘而不能见人的；没有活动，也没有气息，从不敢大胆地站出来和对手见面，而只是在一场赛跑中偷偷地溜掉；这种善我是不敢恭维的。在这种赛跑中，不流汗、不吃灰决得不到不朽的花冠。”
似先知的牧师就是面对巴力先知的“尘土堆中的”以利亚。巴力先知就是耶洗别宫中的常驻侍卫。似先知的教会就是他们文化中的阿摩司或耶利米，战胜了胆怯，向统治力量和人们宣讲浸满泪水的真理。
现代社会的疯狂需要很多牧会的神职，但是并不排斥似先知的声音。如果雷纳是对的—— 而且他确实对——现代社会从教会所需要的是关于价值观的确凿事实，以及圣经所启示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世界观，即建立有序的、和平的、自由的和繁荣的社会。
那么为什么许多教会避开面对文化和社会机构以及他们的职权，包括政治领域呢？
来看一下六种不参与社会活动的教会类型，会给大家一些线索：
边缘化型教会——这种教会接受文化及其机构造成的边缘化。实际上，这样的教会愿意被边缘化，因为这样它就可以摆脱困境并避免对它与世隔绝般的虔诚所造成的威胁。
缄默型教会—— 这种教会在面对敌对的文化时，为了保护自身机构的生存和社会利益，而保持缄默。他们量身定做一个非对抗性的理论。
目光短浅型教会——这种教会根本不理解基督王国的广阔。它主要集中精力于末世的希望而很少关注现今的需要。这样的教会无法理解克伊波(Abraham Kuyper)的这个评论：“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在我们人类所有领域的任何一平方英寸都有他的呼声‘我的！’”
代言型教会——这种类型的教会全盘“收购”流行文化的价值观，认为其比圣经更加权威。有人想到了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官方教会被潘霍华和他的支持者所反抗，以及美国南方的多数教会在奴隶制期间扭曲圣经来为当时的文化辩护，当然还有今天的教会在一个个文化浪潮里跳来跳去。
自我中心型教会——奉行自我中心、用户至上的教会只有在预言能预测健康、财富、幸福和安康时才欣赏预言。这种教会很少给人们和机构宣讲圣经的价值观和悔改的预言式呼声，因为这会破坏它的舒适感。
人云亦云型教会——这种“风格上的”教会看看文化，然后说“我也是！”在这种教会里，牧师们使用现代行话中的粗鄙语言，使人震惊；这种“敬拜”也主要是表演：以非歌唱式的、理论上很缺乏但是很专业的音乐为特征。这种教会的身份是在文化里，而不是在基督里，所以它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要面对的东西。
为世界的灵魂和生存而进行的现代战争具有属灵和神学意义。西方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之间的挣扎是价值观的战争。要把美国的建国原则从圣经源流中切断是把当代国家从它的历史中分离开来。
我承认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如果不是教会领袖敢在我40年前工作的政治领域有牧养式和先知式的牧工，我不会写下这些话而且今天也不会在教会工作。
我感到很高兴：华盛顿的基督教领袖挑战了20世纪70年代文化的价值观和华盛顿的妄想以及它的权力机构。在尼克松政府的压力下，教会领袖对一个过分乐观的初级助手有着改变式的影响，这个助手想要坚持他的批判能力。
这些领袖中的任何一个人从未放弃过文化战争。他们一直在提醒这个社会发现价值观的必要性。这些价值观创建了一个把自由给教会，并为全球使命而繁荣的国家。他们牧养我，但是他们也用先知性的真理批评我。
教会现在必须尽全力做好“牧养”的工作—— 既要有教牧似的喂养和培育，又要有先知性的警诫和带领。
这不是我们屈服于厌倦参与文化的时候——包括政治领域。
（翻译：Christ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