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基督徒們不「與時俱進」，他們改變帝國

批評者經常辯稱，基督徒心目中許多聖經真理和道德標準，不過是20世紀晚期美國保守主義的產物。比如，他們認為基督徒的性倫理是20世紀90年代「純潔文化」的產物；關於基督排他性的主張則是西方意識形態帝國主義殘餘；而反墮胎運動則是傑里·法威爾(Jerry Falwell)和派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為了讓羅納德·里根入主白宮而發明的。

然而，早期基督徒正是因為許多與今天相同的行為而聞名，也常因此遭受攻擊，只是當時還要加上獅子。事實上，正如早期教會的信經闡明了基督徒必須相信什麼一樣，那個時期的其他著作也闡明了基督徒應該如何生活。

例如，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對基督徒崇拜儀式的優美描述，與我們大多數人現在每個周日的經歷依然契合：

「在被稱為主日那天，所有住在城市或鄉村的人都聚集在一處，只要時間允許，就閱讀使徒的回憶錄或先知的著作；當誦讀者停止時，主持者會口頭指導，並勸勉大家效法這些美事。然後我們一同起立禱告，正如我們之前所說，當禱告結束，餅、酒和水被送上來，主持者也同樣根據自己的能力獻上禱告和感謝，會眾表示贊同，說『阿們』」。

寫於二世紀、由一名基督徒寫給非信徒朋友的《致狄奧格內圖書》(Epistle to Diognetus)，描述了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基督徒居住在自己的國家，但僅僅是作為寄居者。作為公民，他們與他人分享一切，卻又像異鄉人一樣忍受一切。每一個異國他鄉對他們來說都像故鄉，而每一個出生之地對他們來說都像異土。他們像其他人一樣結婚，生育後代；但他們並不殘害自己的後代。他們共享餐桌，但不共享床榻」。

最清晰的例子或許是《十二使徒遺訓》(Didache)。這是一份二世紀關於基督徒道德教導的總結。它要求教會（除其他事項外）必須保護生命：「你不可通過墮胎殺害孩子，也不可殺害已出生的嬰兒。」

早期教會爆炸式增長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基督徒遵循了這一倫理誡命。在古代希臘-羅馬世界，墮胎以及通過棄嬰殺害嬰兒，在法律和社會上都是被接受的。被棄置荒野等死的嬰兒大多是女孩。

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在他的著作《基督教的興起》(The Rise of Christianity)中描述了基督徒如何搜尋並救回那些被異教徒家庭遺棄等死的女孩。這種關乎生死的互動持續幾十年後，異教青年男子面臨着女性短缺的通婚難題。因此，許多人最終去教會尋找妻子。此外，由於基督徒婦女不像異教婦女那樣頻繁墮胎（這是當時一種極其殘忍的做法），她們的生育率也更高。

最終，基督教在整個帝國的爆炸式增長其實與數學有關。上帝使用早期基督徒的順服改變了世界。當然，如果我們坐時光機回到過去，詢問那些救助嬰兒的人，是否意識到他們的順服在人類歷史上將具有多麼重大的意義，他們會感到困惑。他們會說：「我對此一無所知，我只是希望能幫幫她。」

這就是為什麼基督徒的生活絕不能被簡化為隨意的善行。上帝統管歷史，而他所使用的手段之一就是他子民的順服。批評者會告訴我們要「與時俱進」，但恰恰是通過成為「反主流文化」的力量，基督教才震撼了羅馬帝國。正是那些活出非凡信仰的普通人，改變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