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受傷的世界服事並使它成為改變的力量?

有許多事工需要我們關注，值得我們關心，但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需求最終是精神上的。「耶穌渴望我們的愛，」特蕾莎修女說，「這是每個人的渴求，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

在完全投入一項事工之前，我不得不問自己——我們都應該問——哪裡的需求最大？誰最需要鼓勵但得到的支持最少？哪裡的苦難最深重，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精神上？我又能做出什麼直接的改變？

在選擇侍奉時，我們必須警惕那些可能看起來很有吸引力，但最終可能是破壞性的事工。一項事工的動機可能是善意的，但當它建立在對人的片面或不正確的理解之上時，就會成為破壞性的。

上個世紀導致巨大罪惡的錯誤理論是優生學，認為我們可以通過控制誰能生孩子來改善人類狀況。這一運動否認了人類的尊嚴，病人、窮人、被認為是「種族低劣」的人，殘疾人被稱為人們口中不合適的成員，他們的存在應該被禁止。在美國，這一運動在1927年達到了可接受的高峰。在現在著名的巴克訴貝爾案(Buck v. Bell)中，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弗吉尼亞州的一名白人婦女凱莉·巴克(Carrie Buck)有精神缺陷，因此可以被強行絕育。根據法院的判決，在違背她意願的情況下，醫生強行為她做了手術，將她的輸卵管綁住，使她無法生育。

著名的自由派最高院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寫道：「與其等待他們墮落的下一代在以後被處決， 或任他們由於低能而挨餓，不如社會阻止那些明顯不適合的人繁衍， 這樣對我們這個世界來說會更好一些」 今天，許多人用類似的推理來論證墮胎：貧窮或處境不利的婦女最好選擇墮胎，這樣她的孩子就不會在長大後變得貧窮或處境不利。

美國計劃生育聯合會(Planned Parenthood)創始人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完全的贊同這一理念。畢竟，她的目標是「從空中抓一個烏托邦的概念，並將其種植在地上」。然而，在拒絕上帝的過程中，桑格一直在即興拼湊她的烏托邦應該採取什麼結構。但是，無論採取什麼結構，她的烏托邦都不會有「精神缺陷者」的位置，在她的著作中，這些人包括窮人、殘疾人、基本上所有的非裔美國人和其他大多數有色人種。她認為，防止「有缺陷的人」出生是同情心的最高境界。優生學在西方世界仍然大受歡迎，直到阿道夫·希特勒(Adolph Hitler)將這個理念付諸行動，人們才清楚地看到了這個理念導致的後果。

可悲的是，今天許多人仍然持有優生學思想，甚至沒有意識到這是問題。例如，殘疾兒童通常在出生前就被殺死，因為他們被認為不合格。使用的是與過去許多優生主義者相同的理由，支持把產前診斷有問題的胎兒流產的人認為，比起讓他們帶着殘疾生活或這帶着一些危及生命的身體狀況而自然死亡，殺死這些生命是對他們更大的同情。父母們一直被鼓勵對他們的孩子進行產前篩查，這樣他們就可以流產掉有遺傳性疾病或身體缺陷的孩子。在美國，這導致了約40%的唐氏綜合症胎兒被選擇性流產。而在冰島，這個數字接近百分之百。

我理解這帶來的壓力，尤其是我們這一代人，在一些大機構推動這些虛假理論下的壓力。許多大公司、媒體集團、科技公司和我們的大部分教育機構都在宣傳合法殺害子宮內的兒童，作為婦女的一項至關重要的「奮鬥目標」。這就是為什麼做足功課和敞開心扉一樣重要。

如果你知道是什麼讓你心碎，如果你發現誰才是你的英雄，如果你對自己的信仰有信心，如果你已經審查了事實以避免走上錯誤的道路，你將有能力找到你的事工。你在人類歷史上的這個特殊時期的存在不是偶然的。你所擁有的天賦和才能不是隨機的。儘管我們所做的工作和所擁有的才能最初可能與世界上無數的需求和問題並不完全匹配，但應用我們的天賦為他人服務是我們被造的一部分。使我們的才能與我們周圍的需求相一致，這是一場對我們的磨鍊並且會讓我們變得更有力量。它幫助我們成長為神創造我們的男人和女人。如果我們拒絕這個掙扎的過程，拒絕嘗試，就是在拒絕成長。

我的事工是為生命而戰。墮胎是一種不公正的現象，但我可以為之做點什麼。我可以教育我的同齡人。我可以為懷孕資源中心籌集資金。我可以在墮胎設施外做一個沉默的證人（呼籲想要墮胎的女性安靜下來再考慮一下）。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去至少去幫助一個在墮胎決定中掙扎的年輕女性。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努力拯救至少一個生命。還有多少其他事工給一個普通人直接幫助拯救一個生命的機會？

當我們睜開眼睛看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罪惡時，我們就會對它們所造成的痛苦和不公正保持警惕。在那裡，我們會發現許多事工位置等待着那些願意戰鬥的人去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