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與科學的歷史

編者按：以下內容摘自《When God and Science Meet: Surprising Discoveries of Agreement》（暫譯為《當神與科學相遇：發現驚人的一致》）該書由全美福音派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縮寫為NAE)出版，共有12位作者執筆，探討的領域為科學與基督教間的共同點。讀者可以在NAE網站上購買此書或下載其電子版。

有一種很強烈的信念，宣稱基督教是現代科學的源頭。同樣，也有很強的觀點則稱基督教是科學發展最大的敵人。兩者都不全面。相反，最好的歷史學家們則給出了一個複雜的圖景，其中的關鍵詞是：協商、妥協、操控、和解與反思。

在中世紀的時候，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這樣的神學家會教導神與世界分割，在探究神在創世中做了什麼時，經驗（而不僅僅是思維）同樣不可或缺。然而，這些正面舉措卻也伴隨着負面因素。亞里士多德的強大影響讓中世紀神學把自然看成是更好實在的一種象徵，傾向於把演繹推理的地位放在基於經驗的學問之上。然而，還有一個經久不衰的禮物來自中世紀，那就是關乎「神的兩本書」的強大信念——來自聖經的知識與關於物理世界的知識都從神而來，因此兩者不會矛盾。

在宗教改革時代，新教教徒們挑戰了亞里士多德式中世紀神學並進而質疑他對自然的觀念。這些新教徒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新工具》(Novum Organum，出版於1620年)的出版鋪平了道路，該書提出了與亞里士多德相反的見解，認為對經驗的歸納（通過實驗搜集事實）也能給出世界最真實的圖景。儘管新教徒對聖經的強調並非新論，但新教徒執着於聖經「書面」含義也有力刺激了科學的進步。「字面」並不是取消了聖經里古老習俗、符號或隱喻，而是意味着應該首先研究文本，研究這些文本的歷史意義如何，又是怎樣指向基督。

然而，該時代在科學領域最大的突破也依然來自羅馬天主教會，其中的翹楚是哥白尼(Copernicus)的日心說，而伽利略則為此提供了天文學證據。1616年和1633年兩次梵蒂岡主導對伽利略的審判其實更大程度上是哲學領域的爭論和政治陰謀，更多關注於觀測資料的樣態，而並非什麼特定的神學目的。

對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而言，他們都批駁哥白尼的日心說，認為那是異端（儘管有一些新教教徒是該理論的早期支持者）。不僅如此，新教對傳統權威的攻擊還可能激起了反智主義，更偏向於直接受聖靈啟示而非從人類而來循規蹈矩的學習。

歷史學家所謂「科學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里的領袖們通常對基督教信仰很友好。在17世紀初，德國路德宗信徒約翰內斯·開普勒(Johannes Kepler)將自己對天體運行的理解歸功於神。在英格蘭，1660年創建了皇家科學學會(Royal Society)的科學家們都與清教徒有或多或少的聯繫，而清教徒的探索精神則激起對自然的研究以及教會的改革。

在17世紀末，伊薩克·牛頓(Isaac Newton)將宇宙的運行描述為一台巨大的機器——物質受制於的機械法則——因此聲名鵲起。儘管有一些牛頓研究者認為他將神扔在一邊，但牛頓本人卻相信神能夠也確實影響了這個他所創造的、由規則所主宰的宇宙。事實就是，牛頓花在研究聖經啟示錄上的時間遠超他進行科研的時間。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為牛頓寫的墓志銘代表了隨後一個世紀裡歐洲學術界的主流觀點：

自然和自然的法則隱藏在黑夜之中：
神說：「要有牛頓」，於是一切成為光明。

然而，許多高瞻遠矚的神學家則堅持認為，對神的主權要有更為動態的認識，由此才能避免牛頓式的科學滑向物質主義。法國的天主教徒尼古拉·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聖公會主教喬治·貝克萊(George Berkeley)以及美國公理會派的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則大同小異地認為近代科學都精密地解釋了世界，但科學能做到這一點乃是因為神在每個時刻都維持着可觀的因果關係。

然而，西方社會裡的大部分人都走向了另一個方向。在牛頓時代，幾個思想家開始談及科學知識表明一個神聖造物主的假說已經不再重要。一些基督徒則通過「自然神學」予以回應，或者想要讓客觀的科學證據來表明神的存在。這些作為的頂峰就是威廉·巴萊(William Paley)的作品，他在1802年時寫到，如果有人在曠野中找到一塊表，必然的推論是有一位手錶匠存在。而世界比手錶複雜多了，我們必須假設一個更有能力的創造者，才能使世界存在。由此，巴萊當然會認定世界是由神維持或設計的。但他所犯的錯誤乃是認定有限的人類會清楚理解神如何主宰世界的方式。

一個靜態、受規律支配的牛頓式世界圖景被達爾文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所打破。拿破崙戰爭、保守政治反應和工業化（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稱之為「黑暗，撒但式磨坊」，dark Satanic mills）、階級衝突和人口的快速增長等等問題將社會動盪成了達爾文（以及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所宣稱的進化形態。這種說法的關鍵是「自然選擇」（各種生物都會繁殖出儘可能多的後代，並非所有的都能存活，只有更適應環境的才會倖存下來）。達爾文追隨的其實是帕雷(Paley)對創造的觀點，也就是說，創造的秩序是人類觀察可知的，而達爾文自己的理論則是隨機、無目的。相反，當時有許多神學家、基督徒科學家開始接受各種進化的理論（並不都是自然選擇），同時也認可這同樣反映了一個神聖創造者所定的秩序與設計。哈佛大學的阿薩·格雷(Asa Gray)是達爾文理論在美國的主要推廣者，他也總是承認自己對基督教超自然內容的認同，同時試着調和達爾文的理論，認為這理論可以和有一個創世者的神相協調。

對達爾文的回應受到了許多與科學無關因素的強烈影響。蘇格蘭保守的新教教徒與進化論和諧相處，因為他們擁有一個漸進人類知識觀念，而他們更為擔憂破壞性的聖經批評。美國南方保守的新教徒大多數反對進化論，因為進化論削弱了聖經的字面意義，而那卻能讓奴隸制合理化。

基本教義和現代主義發生爭論的時代表明，聖經解釋取代了創世設計，成為最受爭議的科學問題。現代派批評基本教義派只會捍衛聖經書面的解釋——對啟示錄和創世記一視同仁。其結果就是，在美國許多忠實於聖經的人很輕易就嚴格相信創世記1-3章字面意義。這些反應非常強烈，以至於一些人甚至開始質疑19世紀地質學家就普遍認同的地球古代年齡。

今天的基督徒世界面臨着由進化論和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爭論而引發的分歧。將科學理論運用到基因、幹細胞研究中的倫理問題也很有爭議。這些熱點與一個對科學結論普遍認同、在人生其他領域使用經驗方法的現象共存。

（翻譯：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