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兰德博士：为什么那么多美国青年憎恨自己国家的传统？

问：为什么如此多的美国青年显然被引入歧途，让他们鄙视美国的建立本身及其传统呢？

过去几个月中有许多美国人问我这样的问题。这些责问者已然被我们如此多20多、30多岁的人弄得摸不着北了——为什么这些20多、30多岁的人似乎如此轻易地抛弃了我的提问者所珍视那些丰富、意义非凡和极其重要的东西——美国的传统，这传统培养并促进了个人的人类尊严(“人人受造而平等”)，具有神所赋予的固有权利(“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种无价遗产，再加上清教徒“山上之城”的理想，为旧世界点亮了一条全新的自由新生之路，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珍惜和代代相传，尽管这种理想经过多年的世俗化，包含了从林肯的 “人类最后的、最好的希望”，威尔逊的“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和国际联盟的理想，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民主武器库”和“四大自由”。当然，肯尼迪的就职言说中也饱含着这种美国“例外主义”：

……人的权利并非来自国家的慷慨，而是来自上帝恩赐……今天，我们不敢忘记我们是第一次革命的继承者。让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同样听见我此时此地的讲话：火炬已经传给新一代美国人。这一代人在本世纪诞生，在战争中受过锻炼，在艰难困苦的和平时期受过陶冶，他们为我国悠久的传统感到自豪——他们不愿目睹或听任我国一向保证的、今天仍在国内外做出保证的人权渐趋毁灭。

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不论它希望我们繁荣还是希望我们衰落——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

这些就是我们的保证——而且还有更多的保证。

许多美国人，包括我在内，认为这段话也许是美国“例外主义”有史以来最雄辩的表达。与其说这是关乎权利、特权的主张，其实更在于牺牲和服务。“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路加福音12章48节）。

正是这种“例外主义”让一位著名的移民而来的公民——一个“志愿成为”美国人的亨利·基辛格——如此解释美国，他说美国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一样，都有其“利益”与“势力范围”，但美国也是一个“目标”，这目标就是“自由”。当有人向往并争取自由，美国就有义务帮助他们，正如法国曾帮助我们赢得独立战争那样。

过去，绝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这点，现在，至少大部分美国人依然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年长一些的美国人，还有许多青年人，被那些推倒雕像——不仅仅是邦联领袖，还有华盛顿、杰佛逊并其他领袖雕像的数十起暴行震惊得目瞪口呆。

正当我写作这篇专栏文章的时候，想起了自己在罗马尼亚举行一次以自由为主题的大会上发言后的感人经历，当时他们刚刚在1989年推翻了齐奥塞斯库残忍恐怖的共产独裁统治。会议讨论了罗马尼亚如何以对人权的极大敬意为基础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自治社会——“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当时，我与罗马尼亚相当于美国司法部长的官员进行一对一的私人会谈。他从办公室的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打开，开始用英语朗读：“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这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一段。然后他又读了这段：“人人受造而平等，”然后他噙着热泪对我说：“我们想要你们拥有的东西。”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犯了“熟视无睹之罪”。我们都听过老生常谈的“近之则不逊”。但我更相信，“熟视导致无睹。” 我们对真正不朽的事物变得熟视无睹，如果你视而不见的话，那就无法充分体会到有些事物到底竟如此非比寻常。

作为美国人，我们感到羞愧，因为我们常常熟视无睹地对待《独立宣言》中体现的永恒真理，而这些真理确实是无价之宝，这些真理在1776年点燃的美国革命深深影响了此地并世界各地的人民，在他们心中点燃了自由之火。正是这些建国原则激励着马丁·路德·金博士呼吁他的同胞们实现我们的建国文献中所阐述的理想——我们今天仍在继续努力为更多的人实现这一诉求。

那么，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拒绝接受这种广为接受的观点，即这种观点是一种真正光荣的遗产？在所有的人中，我们最幸运的是成为这一鼓舞人心传统的继承人。好吧，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邪恶的，另一个则只是丑闻而已。 

第一个原因是，一代人以来，太多因为意识形态和独断教条的缘故而拒绝美国传统的激进分子已经进入公共教育领域，他们破坏并歪曲了我们的遗产。也许当前最邪恶并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纽约时报》的“1619工程”——企图通过宣称美国是在1619年“建国”而彻底重写美国历史的这种破坏性做法。

“1619工程”被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各个世代的严肃历史学家们所拒斥。我极为杰出的普林斯顿历史老教授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对其的批判是毁灭性的。

为什么有人要把这种虚构历史和这种对美国历史显然不准确并不着四六的解释强加给美国学生呢？

这些人清楚，要想瓦解美国的宪政秩序，以社会主义和/或马克思主义社会取而代之，就必须首先否定美国的起源，认其为非法，从一开始就受到种族主义的致命污染。

实际上，第一批奴隶可能在1619年登陆北美大陆，但第一批清教徒直到一年后才到达。清教徒的理想在塑造美国性格方面的作用远远大于奴隶制。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在20世纪初曾指出：“美国是一个具有教会灵魂的国家”。

失去或被剥夺历史的人，就等着被革命收割了。对美国来说，这一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正确，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是以血缘和土壤为基础的国家，而是以《独立宣言》(1776年)所体现的、并在《美国宪法》(1787年)中编纂和实施的一套思想和理念为基础。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失去了对这些理念的忠诚，那么离心力就会使我们四分五裂，美国就会被巴尔干化，变成试图冒充民族国家的几个相互竞争集团。

我们的年轻成年人中拒绝接受我们传统人数增加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有许多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在我们的公立学校中受到的教育明显不足，而且他们无知得令人发指。

赫希(E. D. Hirsch)在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糟糕的教学正在撕裂美国”）解释了美国小学阶段公共教育的分崩离析。赫希是畅销书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 (暂译为“文化素养：每个美国人都需要知道什么”，1987年版)的作者。该书慷慨激昂地要求美国儿童要学习数以万计的具体事实——其中主要是关于西方文明的内容——也许正因如此，所以赫希先生受到了“精英主义”的指控？

在这次采访中，赫希透露，美国教育出现了严重的下滑——尤其是在小学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孩子的语言成绩开始急剧下降。上世纪50年代，美国孩子的成绩是世界第一。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国际成人识字调查中已降到第5位，90年代降到第14位。在21世纪，美国儿童在国际学生评估(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s)中的阅读量从第15名下降到第24名。

赫希先生自称“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在他的新书How to Educate a Citizen（暂译为“如何教育一个公民”）中，更新了早先的内容，并控诉美国公共教育的赤裸裸的失败。赫希先生极力主张小学是“文化的制造者”，美国迫切需要建立“美国民族性”，小学的存在应该是“让孩子成为好公民”。

美国的教育者们不是被洗脑了，就是对整整一代美国年轻人的服务严重不足。

要让美国人重新致力于恢复我们独特而宝贵的自由遗产，使之成为每个美国公民的共同经验和认知，我想不出有比这更好的方式来纪念和庆祝宪法日(9月17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