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科学的历史

编者按：以下内容摘自《When God and Science Meet: Surprising Discoveries of Agreement》（暂译为《当神与科学相遇：发现惊人的一致》）该书由全美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缩写为NAE)出版，共有12位作者执笔，探讨的领域为科学与基督教间的共同点。读者可以在NAE网站上购买此书或下载其电子版。

有一种很强烈的信念，宣称基督教是现代科学的源头。同样，也有很强的观点则称基督教是科学发展最大的敌人。两者都不全面。相反，最好的历史学家们则给出了一个复杂的图景，其中的关键词是：协商、妥协、操控、和解与反思。

在中世纪的时候，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这样的神学家会教导神与世界分割，在探究神在创世中做了什么时，经验（而不仅仅是思维）同样不可或缺。然而，这些正面举措却也伴随着负面因素。亚里士多德的强大影响让中世纪神学把自然看成是更好实在的一种象征，倾向于把演绎推理的地位放在基于经验的学问之上。然而，还有一个经久不衰的礼物来自中世纪，那就是关乎“神的两本书”的强大信念——来自圣经的知识与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都从神而来，因此两者不会矛盾。

在宗教改革时代，新教教徒们挑战了亚里士多德式中世纪神学并进而质疑他对自然的观念。这些新教徒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新工具》(Novum Organum，出版于1620年)的出版铺平了道路，该书提出了与亚里士多德相反的见解，认为对经验的归纳（通过实验搜集事实）也能给出世界最真实的图景。尽管新教徒对圣经的强调并非新论，但新教徒执着于圣经“书面”含义也有力刺激了科学的进步。“字面”并不是取消了圣经里古老习俗、符号或隐喻，而是意味着应该首先研究文本，研究这些文本的历史意义如何，又是怎样指向基督。

然而，该时代在科学领域最大的突破也依然来自罗马天主教会，其中的翘楚是哥白尼(Copernicus)的日心说，而伽利略则为此提供了天文学证据。1616年和1633年两次梵蒂冈主导对伽利略的审判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哲学领域的争论和政治阴谋，更多关注于观测资料的样态，而并非什么特定的神学目的。

对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而言，他们都批驳哥白尼的日心说，认为那是异端（尽管有一些新教教徒是该理论的早期支持者）。不仅如此，新教对传统权威的攻击还可能激起了反智主义，更偏向于直接受圣灵启示而非从人类而来循规蹈矩的学习。

历史学家所谓“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里的领袖们通常对基督教信仰很友好。在17世纪初，德国路德宗信徒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将自己对天体运行的理解归功于神。在英格兰，1660年创建了皇家科学学会(Royal Society)的科学家们都与清教徒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而清教徒的探索精神则激起对自然的研究以及教会的改革。

在17世纪末，伊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将宇宙的运行描述为一台巨大的机器——物质受制于的机械法则——因此声名鹊起。尽管有一些牛顿研究者认为他将神扔在一边，但牛顿本人却相信神能够也确实影响了这个他所创造的、由规则所主宰的宇宙。事实就是，牛顿花在研究圣经启示录上的时间远超他进行科研的时间。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为牛顿写的墓志铭代表了随后一个世纪里欧洲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自然和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夜之中：
神说：“要有牛顿”，于是一切成为光明。

然而，许多高瞻远瞩的神学家则坚持认为，对神的主权要有更为动态的认识，由此才能避免牛顿式的科学滑向物质主义。法国的天主教徒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圣公会主教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以及美国公理会派的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则大同小异地认为近代科学都精密地解释了世界，但科学能做到这一点乃是因为神在每个时刻都维持着可观的因果关系。

然而，西方社会里的大部分人都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在牛顿时代，几个思想家开始谈及科学知识表明一个神圣造物主的假说已经不再重要。一些基督徒则通过“自然神学”予以回应，或者想要让客观的科学证据来表明神的存在。这些作为的顶峰就是威廉·巴莱(William Paley)的作品，他在1802年时写到，如果有人在旷野中找到一块表，必然的推论是有一位手表匠存在。而世界比手表复杂多了，我们必须假设一个更有能力的创造者，才能使世界存在。由此，巴莱当然会认定世界是由神维持或设计的。但他所犯的错误乃是认定有限的人类会清楚理解神如何主宰世界的方式。

一个静态、受规律支配的牛顿式世界图景被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所打破。拿破仑战争、保守政治反应和工业化（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称之为“黑暗，撒但式磨坊”，dark Satanic mills）、阶级冲突和人口的快速增长等等问题将社会动荡成了达尔文（以及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所宣称的进化形态。这种说法的关键是“自然选择”（各种生物都会繁殖出尽可能多的后代，并非所有的都能存活，只有更适应环境的才会幸存下来）。达尔文追随的其实是帕雷(Paley)对创造的观点，也就是说，创造的秩序是人类观察可知的，而达尔文自己的理论则是随机、无目的。相反，当时有许多神学家、基督徒科学家开始接受各种进化的理论（并不都是自然选择），同时也认可这同样反映了一个神圣创造者所定的秩序与设计。哈佛大学的阿萨·格雷(Asa Gray)是达尔文理论在美国的主要推广者，他也总是承认自己对基督教超自然内容的认同，同时试着调和达尔文的理论，认为这理论可以和有一个创世者的神相协调。

对达尔文的回应受到了许多与科学无关因素的强烈影响。苏格兰保守的新教教徒与进化论和谐相处，因为他们拥有一个渐进人类知识观念，而他们更为担忧破坏性的圣经批评。美国南方保守的新教徒大多数反对进化论，因为进化论削弱了圣经的字面意义，而那却能让奴隶制合理化。

基本教义和现代主义发生争论的时代表明，圣经解释取代了创世设计，成为最受争议的科学问题。现代派批评基本教义派只会捍卫圣经书面的解释——对启示录和创世记一视同仁。其结果就是，在美国许多忠实于圣经的人很轻易就严格相信创世记1-3章字面意义。这些反应非常强烈，以至于一些人甚至开始质疑19世纪地质学家就普遍认同的地球古代年龄。

今天的基督徒世界面临着由进化论和对气候变化所带来争论而引发的分歧。将科学理论运用到基因、干细胞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也很有争议。这些热点与一个对科学结论普遍认同、在人生其他领域使用经验方法的现象共存。

（翻译：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