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中基督徒的職責（第一部分）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歲月，這是愚蠢的年頭；

這是信仰的時候，這是懷疑的時候；

這是光明之際，這是黑暗之時；

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

——查爾斯·狄更斯《雙城記》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這樣描述了另一個革命年代，那也是所有的前設和價值觀都受到挑戰和否定的年代。我們這些生活在20世紀後半和21世紀初的基督徒受召跟隨主耶穌，在人類歷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戰略時刻成為他忠誠的門徒。這是一個充滿危險問題而希望機遇豐盛的時刻。

許多學者已經談到了卡爾·F·H·亨利(Carl F. H. Henry)在1946年所稱的「人文主義或自然主義的世俗哲學」的日益主導地位[1]。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提供了其中最深刻的分析之一，他是被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視為20世紀最偉大、最勇敢的人之一。索爾仁尼琴警告過這種謬誤世界觀的嚴重後果：

「人文主義思維方式自稱以我們自己為指導，它不承認人內在的邪惡存在，也不認為人類有更高的任務，而僅僅把在世間獲得幸福當作目標。它將現代西方文明引向了一種危險的傾向，就是崇拜人及其物質需要……仿佛人類生活沒有更高的意義。」 [2]

卡爾·F·H·亨利描述了現代哲學和教育理論在多大程度上已經淪為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為中心的焦點和取向。[3]亨利觀察到，「在大多數現代大學中定義『真』和『善』是人而不是上帝」，這是本世紀所經歷「人類思想史上最大的觀念和理性徹底顛覆的結果」。[4]

結果就是從猶太基督教的世界觀向以人為中心、崇拜偶像的世界觀的下降螺旋。這個世界觀對宗教信仰的人越來越敵對。今天的基督徒不再只面對一個「純粹世俗」的文化，而是陷入了「一個否認上帝並擁有自己偶像和新神萬神殿的全新異教時代」，一個真正的「新異教時代」。[5]

使徒保羅為羅馬基督徒勾畫的罪惡下降螺旋在我們眼前變成了現實。如其所述：「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羅馬書1:21-25）。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羅馬書1:26-28）。

作為基督徒，我們應該從這樣一個事實中獲得鼓舞，即我們面臨的情況與我們的第一世紀的屬靈先祖們所面對的情況非常相似。他們也生活在一個被崇拜異教偶像的哲學和生活方式所主導的世界中。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直到他們的改變信仰之前也都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他們不得不培養新的人生，新的思維，新的世界觀。[6]如果他們在其時其地得勝，我們也可以，因為有上帝的力量、指引和保證。

[1] 卡爾·F·H·亨利，《重塑現代人》，(Remaking the Modern Man)(大急流城： Wm. Eerdmans出版公司，1946年，第9頁)。

[2] 羅納德·伯曼(Ronald Berman)編輯，《索爾仁尼琴在哈佛》(Solzhenitsyn at Harvard)，(華盛頓特區：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1980年)，16-17頁。

[3]《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1981年5月7日。

[4] 同上。

[5] 丹頓·洛茲(Denton Lotz)，「基督教高等教育與西方的皈依」(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onversion of West)，《美南浸信會教育者》(The Southern Baptist Educator，1984年9月)，第7頁。

[6] 奧利弗·巴克利(Oliver Barclay)，《智力與超越》(The Intellect and Beyond)，(密歇根州大急流城：Zondervan出版社，1985年)，16-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