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可挽救之人：典狱长凯恩与囚犯的尊严

俄国小说家菲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曾写过：“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只须走进监狱即可。”这可是经验之谈，他自己的死刑被减刑后，在西伯利亚度过了四年时光。

不幸的是，许多美国人也能据此经验做出自己的评判。BreakPoint（突破点）的老听众知道，我们许多监狱都太过拥挤了，男男女女都被监管在令人我们良心受到震撼的危险环境中。

我挑明了说吧：我可不是责怪我们国家矫治部门的官员。如果监狱表现出我们文明差劲的一面，那也主要是因为我们把太多犯下低级别罪行的人关进监狱，而太少关心一旦把他们关进去之后会发生什么。

不过，尽管公众缺少关心，但很多人还是让那些被托付到自己关爱下之人的人生有所不同。其中之一就有监狱团契事工(Prison Fellowship)的理事会主席：布尔·凯恩(Burl Cain)，他是路易斯安那州安果拉监狱(Angola Prison)的典狱长。

确切地说，称安果拉是“监狱”、凯恩是“典狱长”有点词不达意。安果拉的正式称呼是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有6300名囚犯、1800位雇员，面积18000英亩，这更像是一座小城，而市长是凯恩。

凯恩是彼得·莱特哈特(Peter Leithart)最近在《第一要务》(First Things)杂志上所发表文章《记住囚徒》(Remember the Prisoner)中的主角。该文是对凯恩的做事方法有着相当不错的总结。在太多监狱里（监狱penitentiary这词的词源是基督教的词汇“忏悔者”(penitent)，这其实是个错误的用法），男犯、女犯们被关在大牢房里，他们被释放的时候情况不会更好，通常比他们刚到时更差。

已经在监狱工作了37年的理查德·皮博迪(Richard Peabody)总结过凯恩的办法。他告诉莱特哈特：“他激励囚犯们让自己变得更好，当囚犯证明自己值得信任时，他们就在监狱之内承担一定的职责。”

有许多机会去改善自己、证明自己值得托付责任，这些灵感都源自凯恩的基督教信仰。其中之一被称为“玛拉基之父”(Malachi Dads)，在这一项目中，囚犯“承诺给他们的孩子属灵的引导”，由此打破了犯罪在两代人之间的传播。

另一个则是校园神学院。你没听错，是神学院。新奥尔良浸信会神学院(New Orleans Baptist Seminary)提供四年学制，囚犯能在监狱中获得文凭。该项目的毕业生能当上“囚犯牧师”，照料其他囚犯。

其中一些人甚至被从安果拉转移到了别的监狱，在别的地方为别的犯人承担牧师职责。正如莱特哈特所说：“安果拉变成了一个派出传道人的监狱。”

也许最值得讲述的是凯恩对待濒死与已死囚徒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安果拉有一个囚犯为他们濒死的同伴提供临终关爱的场所。当一位囚犯离世，他的遗体“由维多利亚时代式样的灵车拉去有着明确标记的坟墓，灵车有两匹马，车夫是绰号‘骨头’的另一位囚犯，他穿着正装礼服，带着礼帽”。

这些是安果拉尊重囚犯人格所有举措中的一部分。凯恩和他的雇员尊重他们的囚犯，无论生前死后。他们希望囚犯的道德发生革新，让囚犯重归社会。过去几个月，在监狱团契事工的组织下，凯恩和他的典狱长同行们一同探讨过上述内容。

基督徒相信，没有什么人是不可挽救的。有些基督徒，比如布尔·凯恩，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例证，让我们看到了这信念在实际行动中到底是什么样子。

（翻译：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