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受伤的世界服事并使它成为改变的力量?

有许多事工需要我们关注，值得我们关心，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需求最终是精神上的。“耶稣渴望我们的爱，”特蕾莎修女说，“这是每个人的渴求，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

在完全投入一项事工之前，我不得不问自己——我们都应该问——哪里的需求最大？谁最需要鼓励但得到的支持最少？哪里的苦难最深重，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我又能做出什么直接的改变？

在选择侍奉时，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可能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最终可能是破坏性的事工。一项事工的动机可能是善意的，但当它建立在对人的片面或不正确的理解之上时，就会成为破坏性的。

上个世纪导致巨大罪恶的错误理论是优生学，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控制谁能生孩子来改善人类状况。这一运动否认了人类的尊严，病人、穷人、被认为是“种族低劣”的人，残疾人被称为人们口中不合适的成员，他们的存在应该被禁止。在美国，这一运动在1927年达到了可接受的高峰。在现在著名的巴克诉贝尔案(Buck v. Bell)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弗吉尼亚州的一名白人妇女凯莉·巴克(Carrie Buck)有精神缺陷，因此可以被强行绝育。根据法院的判决，在违背她意愿的情况下，医生强行为她做了手术，将她的输卵管绑住，使她无法生育。

著名的自由派最高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写道：“与其等待他们堕落的下一代在以后被处决， 或任他们由于低能而挨饿，不如社会阻止那些明显不适合的人繁衍， 这样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会更好一些” 今天，许多人用类似的推理来论证堕胎：贫穷或处境不利的妇女最好选择堕胎，这样她的孩子就不会在长大后变得贫穷或处境不利。

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创始人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完全的赞同这一理念。毕竟，她的目标是“从空中抓一个乌托邦的概念，并将其种植在地上”。然而，在拒绝上帝的过程中，桑格一直在即兴拼凑她的乌托邦应该采取什么结构。但是，无论采取什么结构，她的乌托邦都不会有“精神缺陷者”的位置，在她的著作中，这些人包括穷人、残疾人、基本上所有的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大多数有色人种。她认为，防止“有缺陷的人”出生是同情心的最高境界。优生学在西方世界仍然大受欢迎，直到阿道夫·希特勒(Adolph Hitler)将这个理念付诸行动，人们才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理念导致的后果。

可悲的是，今天许多人仍然持有优生学思想，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问题。例如，残疾儿童通常在出生前就被杀死，因为他们被认为不合格。使用的是与过去许多优生主义者相同的理由，支持把产前诊断有问题的胎儿流产的人认为，比起让他们带着残疾生活或这带着一些危及生命的身体状况而自然死亡，杀死这些生命是对他们更大的同情。父母们一直被鼓励对他们的孩子进行产前筛查，这样他们就可以流产掉有遗传性疾病或身体缺陷的孩子。在美国，这导致了约40%的唐氏综合症胎儿被选择性流产。而在冰岛，这个数字接近百分之百。

我理解这带来的压力，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一些大机构推动这些虚假理论下的压力。许多大公司、媒体集团、科技公司和我们的大部分教育机构都在宣传合法杀害子宫内的儿童，作为妇女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奋斗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做足功课和敞开心扉一样重要。

如果你知道是什么让你心碎，如果你发现谁才是你的英雄，如果你对自己的信仰有信心，如果你已经审查了事实以避免走上错误的道路，你将有能力找到你的事工。你在人类历史上的这个特殊时期的存在不是偶然的。你所拥有的天赋和才能不是随机的。尽管我们所做的工作和所拥有的才能最初可能与世界上无数的需求和问题并不完全匹配，但应用我们的天赋为他人服务是我们被造的一部分。使我们的才能与我们周围的需求相一致，这是一场对我们的磨炼并且会让我们变得更有力量。它帮助我们成长为神创造我们的男人和女人。如果我们拒绝这个挣扎的过程，拒绝尝试，就是在拒绝成长。

我的事工是为生命而战。堕胎是一种不公正的现象，但我可以为之做点什么。我可以教育我的同龄人。我可以为怀孕资源中心筹集资金。我可以在堕胎设施外做一个沉默的证人（呼吁想要堕胎的女性安静下来再考虑一下）。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去至少去帮助一个在堕胎决定中挣扎的年轻女性。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努力拯救至少一个生命。还有多少其他事工给一个普通人直接帮助拯救一个生命的机会？

当我们睁开眼睛看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罪恶时，我们就会对它们所造成的痛苦和不公正保持警惕。在那里，我们会发现许多事工位置等待着那些愿意战斗的人去捍卫。